南京血祭 纸上记录的悲怆-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不论是不是亲历者,这些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历史的作家们,都在为伤痕累累的南京写下一阕安魂曲,用这样一种方式告慰逝去的英魂。
记者|何映宇
一段血与泪的记忆,深深刻在民族的心灵史中。
1937年12月13日是一个无法遗忘的日子,南京,曾经的中华民国的首都,被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就像那些来不及撤离南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
“我有身孕了,不能……”一个小媳妇哭着乞求。
日本兵根本不听她的,扒掉其衣裤,就在洞门口将她强奸了。第二个日本兵还想强奸她时,这小媳妇突然疯咬日本兵,结果惹怒对方,一刺刀便向她的肚子戳去,连腹中的婴儿也被挑了出来。
莫愁湖在哀嚎,那段血与泪的岁月,被战争亲历者铭记,也被文学书写,永远烙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
2004年11月9日,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而闻名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年仅36岁。去世前,她留下遗书:“我觉得被cia或是别的什么组织盯上了”,“我走在街上被人跟踪,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
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她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在她内心深处,她就想要切身体验她对那些受害者的怜悯和对作恶者的愤怒。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近于遗忘,以及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乃至于否认,都令她义愤填膺。
她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了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于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在美国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印数已超百万册。
这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不满,比如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就曾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日本政界、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批评在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的回忆录中也被多次提及。
《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回忆:“自从日本‘柏书房’1998年春天取得纯如书的日文版凯发会员官网的版权后,一直到当年7月份,纯如都没有听到任何翻译的进展。纯如告诉我们,她听说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教授拒绝了‘柏书房’请他们评价译本的要求,至少其中一个人承认,拒绝的原因来自某个‘不为人知的组织’对其家人施加的压力。纯如说这可不是好征兆。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当‘柏书房’获得《南京大屠杀》一书日文凯发会员官网的版权的消息泄露后,这家出版社受到了死亡威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来自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压力最终导致日本版的夭折,直到又过了十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张纯如已经离开这个世界13年了,但她的名字没有被遗忘。一个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和她记录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籍,已经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不可躲避的一个名字,等待着我们去阅读。
金陵十三钗的救赎与拷问
日本鬼子对着岸上扫射,死亡就这么粗暴直接地不约而至。
丁问渔在寻找爱人雨媛的时候,被日本轮船上射来的子弹打中,无声地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叶兆言用了一种极其平淡的语气呈现出了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1937年的腥风血雨,已呼之欲出,《1937年的爱情》却戛然而止,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想象。
叶兆言虚晃一枪,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就没有那么内敛了,2011年底,《金陵十三钗》以当时中国投资最大的战争史诗电影亮相影院,成为最受关注的大片。但影片公映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大学生的命值钱,难道妓女的命就不值钱?这恐怕要问编剧严歌苓了。
严歌苓看问题的方式和观众可能有一些不同,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从1993年开始,严歌苓就经常参加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如图片展、集会等。严歌苓说:“每参加一次我就冲动一回,我就想一定要写一部反映这一惨绝人寰大事件的作品。当然正面写大屠杀我写不了,我只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一个独特、复杂,并富有深深的感染力的故事,一半残酷一半美丽,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决定的。我在讲述。”
严歌苓说之所以海外华人更关注南京大屠杀,是因为在海外的华人多多少少都受到些种族歧视,所以民族自尊非常非常强烈。严歌苓称,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
电影公映后,编剧严歌苓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不过书和电影完全是独立的,甚至没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每个人对电影的期待和对书的期待都不一样。而且从法律上说,我不能用电影里的任何东西,电影里所有的情节、对话、细节都属于花钱的人,我的那一块创作力是被雇的。而小说属于我自己,是一个重新创作。”
关于《金陵十三钗》的历史原型,严歌苓说,出自魏特琳女士的日记。魏特琳当时是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务长,这个伟大的美国基督会在中国的女传教士凭借一己之力救助了许多中国女性,但是她怎么可能救助所有的中国女性呢?
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折磨和新的痛苦……
——《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日记》中同样记着:有一个妇女告诉魏特琳,她们全被日本兵强奸了一夜,有的人被日本兵轮奸了20多次……“野兽!狗都不如!”魏特琳气得尽量想用最脏的话臭骂这些日本兵。
魏特琳带着秘书一起跑到日本使馆,向日方外交官提交了日本兵在校园内所犯的暴行记录,并要求日本使馆出面制止日军的劣迹,但根本没有用。
原本只准备接待200~1000名难民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此刻的难民人数已达万人之上,几乎可以站立的地方都被人占满了,草坪上、道路上……凡是脚能踩着的地方,全被难民挤占了。魏特琳对拉贝等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诉说,她本希望几个男士能帮助她,可人家告诉她:金陵大学等其他地方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拉贝主席的家里,就那么一块手掌大的地方,已经挤了600多人!”有人悄悄对魏特琳说。
日本兵打过魏特琳耳光,但是魏特琳不为所动,她的坚强和勇敢震慑着侵略者,连日本外交官田中也大为感慨道:“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啊!”
她在日记里记述了这些妓女的故事,记得非常短,而她一生都在拷问自己:这件事情她做得对不对。她去鼓励妓女站出来,但是当时那些妓女在良家妇女里面藏着,她们也知道,一旦出去了是很难再有好结果的。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短的记录让严歌苓有一种冲动要把她们写下来。这是一个残忍的历史镜头,虽然事实并没有如电影小说中所描写的妓女们大义凌然舍身取义。
“金陵十三钗”折磨着她:“这事我做得对不对?”这是灵魂的拷问,这恐怕是魏特琳最后精神崩溃自杀身亡的因素之一。
在魏特琳日记的最后一页,即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两周后她精神失常,返回美国。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寓所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
为南京写下安魂曲
为魏特琳的精神所感动,2008年,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他说:“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
小说从魏特琳的助手高安玲的视角来审视这段特殊的历史,她目睹了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人的不被尊重和任人践踏的历史悲剧,也目睹了魏特林在金陵女子学院开设难民营、抵抗日军暴行、保护上万妇女和儿童、成立家庭工艺学校等人道主义行动。这是善与恶的强烈对比。哈金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虽然他的叙述是平静的。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重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张纯如、严歌苓和哈金都没有亲历过南京大屠杀,但是有一位作家不仅亲历了这场浩劫,而且还曾经拿起枪走上战场,和日本鬼子血战过一场。
他就是七月派的作家、诗人阿垅。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文祥。杭县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专科大学。1936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期。他写道:
南京的占领,应该是流血的终止,而事实上却相反,是流血的开始。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血的日子。敌人开始搜查难民区,把钱财和年轻人全带走。敌人在紫金山下含笑作“斩杀千人竞赛”。敌人侵入金陵女子大学,掳去了女人。敌人在街道上一面走一面放枪,街道流着血。
敌人把一个女孩刺了七刀:一刀挑出大肠,一刀割断咽喉,一刀刺瞎一只眼,一刀刺入生殖器,一刀从左肩割到右臀。
——阿垅《南京》
1939年,阿垅创作了长篇小说《南京》,字字泣血。作为一位拿枪的作家,阿垅不仅参加了1937年的上海淞沪抗战,而且以满腔的激愤,浓墨重彩地涂抹下和书中作为主人公的普通士兵们,一起经历的冲锋或扼守、负伤或阵亡、退却或溃散。
一幕幕血与火的场景组成宏伟的全景式巨幅战争画卷:古老美丽的南京城被罪恶的空袭战火吞噬,一时成了人间地狱;高射炮兵们严惩了日本空中强盗,炮兵们战死的躯体与市区五台山防空阵地融为雕塑般的一体;在郊区汤山附近,我军一连步兵抗击了敌军11辆坦克和数倍之敌,最后全连阵亡;我军与日军数番争夺淳化镇,白刃战的刀光血影使日色惨淡;敌军轰破了光华门城墙,两勇士身缚手榴弹束与闯入的敌坦克同归于尽……
一个民族无法遗忘的历史惨剧,在阿垅的笔下如实呈现,阿垅又是无奈的,包括他在内的战士的奋勇杀敌却无法阻止军队的溃败,南京沦陷了,负伤的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在痛苦在受难,他只能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些令人难受的画面:
一个老人坐在江滩上面向趸船痛哭,前俯后仰,手掌在湿沙上拍打,泪水和口液沾满半白的长须。没有人顾及他,安慰他。人们遭遇相同,没有年龄的分别,也没有性别和阶级的不同。并不是没有怜悯,不是冷淡,同情已经发展到凝固了,已经无法表达了。
一个身体结实丰满的女人,抱着两个孩子跑到江边。她头发半披,襟上的纽扣垂亸着。她看见一个人张着两臂,蚱蜢一样向趸船跳去,抓住铁索,攀着上去。她也学着那样做。但当她伸手去抓铁锁的时候,两个孩子全落入波浪中,没有一点声音和痕迹,她爬到船上,立刻发现儿子没有了,她捶着胸脯痛哭起来,旋即又跳入江中。
阿垅的笔下有一种特别难得的画面感,那一幕好像就在你的眼前,这是亲历者的优势。
当然,不论是不是亲历者,这些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历史的作家们,都在为伤痕累累的南京写下一阕安魂曲,用这样一种方式告慰逝去的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