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凯发会员官网

撰稿｜河　西

马克思的形象在他身后被僵化了。我们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标准像上那个满脸大胡子目光深邃的德国思想家，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个人，是人，就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人的嗜好和习惯，那才是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特里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马克思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

新闻工作者马克思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从柏林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开始给《莱茵报》撰稿。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的那本《马克思传》中提到，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致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1842年8月，马克思来到科隆，在《莱茵报》担任编辑。2017年，海地导演哈乌·佩克拍摄了传记电影《青年马克思》，聚焦的就是1843-1848年这段时间马克思辗转法国、比利时、英国的流亡生涯和艰苦但又充满激情的岁月。其中一个细节是在1848年国际共产者大会开幕前夕，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已经三十岁了，我写完这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就要回到特里尔，你也回到曼彻斯特，我们好好享受宁静的生活。”当然，这个愿望他一生也没有实现。但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所谓革命家，并不是圣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脆弱和自己世俗的一面，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伟人。
　　1842年10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主编，他主张报纸要体现民众的基本要求，很快报纸在几个月内发行量就翻了一番多，从一家不起眼的报纸开始变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这份报纸开始扬名全国。与之相伴的是，这位编辑也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有人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
　　《莱茵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日渐鲜明，甚至完全成为进步人士的代言人，自然而然地遭到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注意。
　　然后，马克思遇到了“林木盗窃问题”。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推动了该国容克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饥饿驱使贫民到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一些人甚至破坏猎场和牧场。虽然有1826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树木行为的严厉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而许多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正是饥饿和无家可归才迫使人们违反林木管理条例。
　　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面对这种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了一个更严厉的法案， 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马克思根据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观。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带有黑格尔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但他已经看到等级国家的法律维护的是私有者利益，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重磅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因此失业，却也因祸得福，因为，在这段时期内，马克思认识了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的收入还不够烟钱的花费

　　被恩格斯誉为“巴黎这座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的法国工人运动家保尔·拉法格——后来他成为了马克思的女婿——第一次见到马克思是在1865年2月。第一国际已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的大会上成立。1865年2月拉法格从巴黎到伦敦，要把这刚成立不久的组织在那儿所获得的成就告诉马克思。
　　那一年拉法格24岁，他一生都不会忘记这第一次的会见所给他留下的印象。马克思那时常常生病，正在下苦功写作《资本论》第一卷（书于两年后——1867年出版）。他担心他也许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因此很喜欢接见青年人，时常说：“我应该训练好在我死后继续共产主义宣传的人。”
　　拉法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梅特兰公园路马克思的书斋里，他见到了马克思。房间在二楼，有一扇可以俯瞰公园的宽大的窗户，光线很充足。在壁炉的两边和窗子的对面，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柜，书柜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挨到天花板。壁炉的对面，在窗子的一边有两张桌子，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间正中光线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朴素的小小的写字台（三英尺长两英尺宽），还有一把木头的安乐椅。在这椅子和对着窗子的一个书柜中间放有一张皮面的沙发，马克思有时躺在这上面休息。壁炉上也放着书，还放有雪茄烟、火柴盒、烟盒、镇纸以及他的女儿们、他的夫人、沃尔弗和恩格斯的照片。
　　马克思的烟瘾很大。
　　“《资本论》甚至将不够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钱”，有一次他对拉法格这样说。
　　拉法格注意到，他火柴用得更多，他常常忘记了他的烟斗或雪茄，不得不老去点它，因而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就用完了一盒火柴。
　　马克思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杂乱而已，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需要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使在谈话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为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像他自己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他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
　　他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句，并且常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他经常研读诗人们的著作，从整个欧洲文学中挑选诗人，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这位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1848年以后，当马克思想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善的境地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已经很高了），他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并加以分类。事实上，《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灵感就来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拉法格说，除了读诗歌和小说，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演算他十分喜爱的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安慰，在他那惊涛骇浪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在他夫人病危的那些日子里，他不能再继续照常从事科学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些微的安宁。在这个精神痛苦的期间，他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据看过这篇论文的专家们说，这篇论文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高等数学中，他找到最合逻辑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辩证运动。他还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拉法格是法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66年担任国际委员会委员，两年后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在巴黎公社时期参加了革命活动，失败后流亡国外。1910年，列宁侨居巴黎时拜访了年迈的拉法格夫妇。拉法格与劳拉早就商定，当他们年迈体衰、不能为党工作时，就自动离开人世。1911年11月25日晚，他们出席了巴黎的歌剧晚会后，回到巴黎附近的德拉维镇寓所，在臂上注入氰化钾，双双躺在安乐椅上平静地去世。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离开我们也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今天我们怎么看马克思？
　　2011年4月，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特里·伊格尔顿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之一。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着眼点仍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颠覆的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物质异化的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越成功、道德就越败坏的原因。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揭露，还在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同样适用。
　　伊格尔顿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除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国家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西方兴起了一股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思潮。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首次把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尽管卢卡奇本人极力否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这一思潮并非铁板一块，它与西方现代哲学交织发展出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等流派。
　　这些流派错综复杂，但都以晦涩难懂著称，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只是一块跳板，目的，不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而是成为他们自己。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1966年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否定的辩证法》，在这本书中，他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这种“否定一切”的批判不可谓不犀利不彻底，但是这是马克思要表达的思想吗？
　　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试图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套批判的爱欲美学，他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面化，因而他宣扬艺术的造反，对现实的否定。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它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以唤来一个解放的世界。美学是摆脱压抑社会的唯一学科，是一种批判的形式。
　　在这群知识分子身上，马克思是作为批判合法性的理论保障而存在的，批判即合理。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外衣下，其核心则是西方各种非理性的哲学思潮：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当然他们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但他们是否是在解释马克思呢？他们那些砖头一样艰深的哲学社会学著作，谁不是在以马克思这碗烈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大多数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学院中少数知识分子的研究，不进入公共领域，但是每一次经济危机时，马克思就又会成为关注的焦点。面对当前已经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像伊格尔顿的这本书就回归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发掘出其哲学理论中的本质力量。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不是马克思当年描绘的那个样子了，那么19世纪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发言权呢？而事实是：马克思本人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等等。马克思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甚至，马克思还预见到了全球化——一个思想陈旧的人恐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的深刻揭示使得我们今天还可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眼下，资本主义的异化已经渗透到所有的社会层面，制衡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思考与行为习惯，马克思当年苦苦追求的革命理念，并没有过时，反倒更加契合了。60年代的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就曾经告诫世人，任何时代都不要忘记马克思，因为他揭穿了浮华奢靡世界的真相。
　　50年过去了，伊格尔顿在专著中写道：“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伊格尔顿没有回避马克思思想中的不足，但又充分阐述了马克思对当今社会强大的影响力，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