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分配”,终成往事-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把眼光瞄向外企。因为外企待遇较高,经营理念先进,有国际职业规范。
作者|吴 雪
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大概已经很难理解“毕业分配”究竟是什么意思了?1995年开始,中国大学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在这以前,大学毕业生作为国家培养的高级人才,按照祖国建设的需要,被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和岗位,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机会没有发言权。
1995年开始全面实行的双向就业,曾让大学毕业生们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可以选择工作单位,忧的是求职的烦恼随之而来。
从“统包分配”到“自由择业”再到如今鼓励大学毕业生“创新创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方式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共振。
我是一块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至此掀开了大学生“包分配,吃皇粮”的篇章。1977年,暂停了十余年的高考重新向大众打开大门,570余万考生涌进了考场。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益于国家赋予高等教育的各种“福利”,大学生身份成为了令人艳羡的“金牌”。
“那时只要能考上大学,就是国家的准干部 ,在学校吃皇粮 ,不花家里一分钱,学校还会给学生补贴,毕业包分配,农村出来的孩子还能换成城市户口 ……”一位28年前参加高考的中年人说。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1980年到1982年间,这两届共有67万多本专科大学生毕业,正是这批人,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为中国四十年来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没有自主权,在没有选择的空间里,做好被组织安排好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唯一选择。
1984年7月,现从事新闻评论的汪文拿着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档案袋和报到证,到了北京市万寿路61号院——农民日报社。汪文和同来的10名大学生,在领导的欢迎词中留了下来,之后被分去做国际版编辑,“我本想争取去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但自己哪里有选择权,既来之则安之吧。” 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没有挑选权,毕业生无所谓自主权。
“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负责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的韩经说起当时包分配的流程,仍记忆犹新——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族的心愿。什么叫好单位?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中国青年就业问题”调查,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河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王云敏副处长表示。
“包分配”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到了1987年,政府首次尝试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引入了“供需见面”的新方式,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为试点,实行双向选择试点。
从自由择业到创业先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热潮方兴未艾,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来越多,然而,教育部的分配指标,只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民企、外企面临着招不到大学生的难题,只能用那些辞职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人。1993年,国务院出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推行“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当年许多毕业生,看到了机会,毅然打点行装,到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开创一片新的事业。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早已认识到“双向选择”的极大利好。1993年,上海市高教局组织了上海首届大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实现了全市6000多名高校毕业生与近200家用人单位“面对面”互选,签约和签意向书约有4000人次。同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接到一个通知,16所高校,要与用人单位开一个“供需见面会”,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把眼光瞄向外企。因为外企待遇较高,经营理念先进,有国际职业规范,同一个人在事业单位一个月拿400元,在外企可以拿到1000元,当年的招聘会办下来,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约为90%。
1994年,原国家教委下发文件,不再按照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分别划定两条录取分数线,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即所谓“招生并轨”。这份文件的发布,成为了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
“以前学生就业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个大门,根本没法和企业直接接触,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但到了19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联系单位了。”韩经说。
1996年,国家进一步深化“不包分配”政策,对之前“包分配”的“铁饭碗”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机关、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如果录用(聘用)毕业生,必须在政府人事部门当年下达的增人、增干计划内,有国家人事部或省级人事部门批准的招干、招人指标,方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录(聘)用手续。
这一年“包分配”制度被正式取消,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增量超过47%,扩招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人生目标”“职业规划”等概念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如今,更多的优惠政策正在鼓励大学毕业生走上创业的道路。
据《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近5年来,大学生毕业即创业的情况从2011届的1.6%上升到2017届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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