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青涩医科生成长为手术精湛的“一把刀”和医疗管理专家，他翻越多少山，趟过多少水-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许迅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上海经验”，其实也是“中国经验”：中国眼病防控不能仅仅着眼于后期的治疗，而必须将触角伸向前期预防，加强早期干预，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眼底病领域各种“怪物”。
撰稿｜齐乃聪
遇见许迅，在前不久举行的“2017中国眼底病论坛暨国际视网膜研讨会”会场。那是个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全国乃至世界近3000位眼底病“大咖”“新星”们聚首上海，探讨当今眼底病最前沿的病例判读、手术治疗、药物使用等等。
在这一年一度的“眼底病达沃斯”现场，从上海走向全国、走向国际舞台的眼科学术带头人许迅教授备受瞩目。身兼中华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眼底病学组组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眼科系主任等多个要职的许迅，是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 retina china）的大会主席。
会议间隙，《新民周刊》对他做了独家采访。
眼底病如此“凶猛”
眼底病是非常普遍的常见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和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着越来越“凶猛”的发展势头。而当代人呆在室内，过度无节制地近距离用眼，使得病理性近视致盲问题也日益突出。此外，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等眼底病中的“急病”也频频高发，而这些眼底病一旦到了晚期便如同癌症，都属于难以治愈的顽症。
临床上，每年甚至每月都有大量眼睛疾患的诊断、治疗、用药等新问题亟待攻克，而论坛就是“群英会”“头脑风暴”，它借鉴国际通常的做法：在全国同行范围“海选”最新医疗成果，通过组织相关研究领域权威专家对1000多篇自发申报的论文进行严格评审，遴选其中不到10%的佼佼者参加年度论坛的“大比武”，与此同时，还以“邀请制”方式组织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世界级专家莅临大会作专题演讲。
由于论坛集中了当下眼底病最前沿或最尖端的医疗研究成果，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医疗专家、青年才俊纷纷怀着“参赛”或学习的热望前来，寻求在这样的场合一举获知当今世界眼底病的发展动向和研究方向。
中国眼底病的研究和防治水平，在世界处于前沿。基于大量的眼科病例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各种治疗探索犹如“百舸争流”。为了充分展示眼科一线医疗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这次论坛设置了特邀嘉宾主题讲座、中日眼底病论坛、疑难病例讨论、玻璃体视网膜手术、黄斑界面疾病手术、眼底影像学新进展等多个板块，开展专家讲座、论文发言、病例讨论、手术视频等丰富内容的学术交流。
4月13日下午，许迅教授做了“眼底病领域的新挑战——病理性近视”报告。他从致盲性眼底病防治近年取得的突破讲起，阐述了由于早期控制血糖、定期筛查转诊、及时激光治疗，大幅度降低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致盲率；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上，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脉络膜新生血管（cnv）效果显著。他指出，病理性近视的黄斑病变是眼底病致盲的主要原因。他主张，有效预防病理性近视，一定要从公共卫生领域的“近视防控”入手。
许迅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上海经验”，其实也是“中国经验”：中国眼病防控不能仅仅着眼于后期的治疗，而必须将触角伸向前期预防，加强早期干预，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眼底病领域各种“怪物”。
许迅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既有临床医疗的深度探索，又有公共卫生的宽阔胸怀。
许迅多年来先后获得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奖、联合国tips科技发明与创新之星奖、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等；2016年还获得首批“上海工匠”称号，尽管这并非医疗专项奖，却表达了社会对他数十年磨一剑、上下而求索的医术、医德的高度肯定。
德美医学精神的共同滋养
从医40年，许迅走过一条怎样“人所不知”的曲折道路？
许迅诞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高中毕业正逢全国恢复高考，新老考生如同千军万马争着过“独木桥”，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一医学院”）。五年寒窗苦读后，他被分配进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医生，如何向学科带头人的高峰攀越呢？说起来首先看“态度”——态度决定未来高度。
当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赵东生，是中国眼科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是德国医学系的奥地利学派“出身”，保持了严谨、精细的作风。对于新来医生的培养选拔，他也是“眼睛里掺不得一点杂质”，要求非常严格。赵东生再三叮嘱科室里的青年医生：手术前务必认真研读病人的病史，全面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以打好“有准备之仗”；而手术过程中当然要大胆心细，善于处理各种临床突发问题；手术后呢，则要勤于查房，随时了解术后病人的伤口反应和康复进展。
当年第一人民医院眼科赵东生主任和手下著名的“四大金刚”医生，都认可许迅吃苦耐劳、钻研业务的踏实作风，他们提供各种机会让许迅做自己的手术助手，许迅跟了他们八九年，深得德系派精微手术的个中奥妙。严师出高徒，正是在前辈专家一丝不苟的精神感召和言传身教下，许迅也深刻认识到，眼科医生的人生，就是“精细”人生！毕业后早年，许迅在“眼内填充c3f8研制及临床应用”研究中承担了实验研究部分。不久，他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30岁那年，在张皙主任麾下成为管辖30多个手术床位的青年医生，开始了眼科“主刀”生涯。
这个阶段的许迅尽管崭露头角，但还是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医学人才培养有非常清晰的“台阶”，每一个台阶都需要积累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毕竟手术台上每一刀都事关“生命”。
1990年，许迅在前辈指导下独立开展玻璃体手术，这是对医术、对心理的极大考验，而许迅凭着他的聪颖和坚韧，很快胜任了，包括牵引性合并孔源性糖尿病性视网膜脱离和视网膜巨大裂孔等复杂的玻璃体手术。这个阶段，许迅依旧勤勤恳恳，按规定是8点上班，他往往7点不到就到科室，利用早晨清静，认真检查病人，向老师们汇报和求教。他胆大心细，兢兢业业，十年如一日，渐渐锤炼出扎实的临床能力。
熟练地掌握临床技术后，许迅没有裹足不前，他深知，这些技术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眼科疾病需求，因而渴望获得进一步深造。1992年，他受委派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眼科硕士，师从一位风格迥异于德系的美国学派何志平教授，这位眼科大师的大学和医学院以及正式执业阶段，均受到美国医学的正统训练。在两年半时间里，许迅既“虚”又“实”，跟着导师更加深入地研读了眼科理论，并从导师那里领悟了以创新的思维、开阔的思路对待眼科手术。比较德国、美国两种医疗理念，许迅的切身体会是，崛起于二战前的德国式医疗理念，奠定了眼科的基石，并将手术精细化发挥到极致；而崛起于二战后的美国式医疗理念，则将手术创新拓展到极致。已经具备一定临床手术基础的许迅，在香港攻读临床硕士期间，以喜欢“提问题”、经常与导师展开讨论而备受导师的青睐，“不拘一格”的导师非常欣赏许迅的开阔思路和钻研精神，在他硕士毕业时竭力推荐他继续赴美深造。而吸收德国、美国两大派医疗理念的严格训练后，许迅一度也渴望去美国继续学习，但经过反复权衡，许迅还是毅然响应单位的召唤，顺应内心的“家国情怀”，因为国内人口多，病人基数大，急需他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国人。
于是，从香港硕士毕业、并在美国短期进修后，许迅回到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在眼科临床一线奋力拼搏。
全力以赴做好学科带头人
重回第一人民医院的许迅依旧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他糅合了德国派、美国派的医疗技术和作风，又在继承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和实践，对于自己选择攻克的复杂病例，他非常注重保存病人术前术后的对比资料，并将手术创新撰写成论文，刊登在权威的专业杂志上。凭着敢闯敢干，1995年，35岁的他顺利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96年担任硕士生导师，2000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这阶段，他已经成了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的一位年轻专家。
随着临床业务量与日俱增，许迅没有停步在纷繁且劳累的日常手术上，而是自觉地向着更加尖端的手术高峰迈进。1996年起他率领团队承担了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资助课题“pvr机理研究”，于2000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999年，他又着手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age及受体参与糖网病机理及干预实验研究”，为攻克糖网病这一日益威胁国人视力的顽症开始了艰苦探索。
在担任副主任医师的3年多时间里，他不断改进显微技术，有效地将原先一个繁琐的手术明显地简化，有关这一临床创新方法（摈弃了巩膜外兜带的玻璃体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的论文公开发表权威杂志上，代表着当时视网膜脱离治疗的水平。这一研究成果比国外同类科研论文发表足足提前了2年；他发明的“后巩膜加压装置设计”也获得了国家专利。 鉴于他在临床手术以及医疗科研方面的卓著成绩，许迅在任副主任医师不满5年的情况下，于1998年，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成为当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之一。这时，越来越多的科研任务压在他的肩膀上，他有压力，更感到有动力。
许迅深有感触地表示，第一人民医院是非常适合年轻医生发展事业的平台，他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平台上得到各种机会和帮助，使得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当然，许迅也坦陈，医生是个神圣的职业，也是非常累人、责任重大的职业，从业者不能将它仅仅看做谋生糊口的工具，更要抱有一颗仁爱之心，以解除病人疾苦作为自我实现的最大乐趣。为此，他每天的作息几乎都是两点一线：医院和家里；每天接触的人群也只有两类：病人和家人。别人看起来很苦，他却从不以此为苦。
从寒窗苦读的医科生，成长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直到成为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这是许迅梦寐以求的理想：要么不做医生，要做就做一个专家级医生。
但，医院眼科事业的发展壮大，急需一个团队，所以医院力推他从学科骨干进而成为学科带头人。5年后的2003年，许迅受聘出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眼科接力棒从眼科前辈赵东生、张皙手中，交接给了时逢壮年的许迅教授。
身为眼科主任，许迅有了新的目标，他认为，眼科团队不能疲于应付日常医疗事务的“手术摊子”，而是通过创新性的队伍管理、资源调配等策略，推动科室事业往前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该怎么入手呢？科室发展有几个硬指标是绕不过去的，即医疗质量、病人的满意度、业务量、医护人员的收入及福利的提高等等。经过许迅的一番努力，科室先进医疗设备“人无我有”，办公环境也大大改善，医职人员的待遇也有了显著提高。归根结底，是他调动和发挥了全科室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专业能力。
与此同时，倾注了他10多年心血的主攻研究项目也不断赢得突破。他发现，中国糖尿病有个可怕的发展轨迹：1990年代后糖尿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糖尿病并发症也越来越普遍，视网膜病变就是其一，常常置人于“盲”。正因为如此，他率领团队耐住寂寞，系统地记录了10年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详实资料，孜孜不倦地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提出将预防和治疗相结合，将前期预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立足防患于未然。这一防盲、干预的临床性研究成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发病机理和临床防治》，于2007年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于2008年一举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更大平台上服务“公益”
此后的许迅，从眼科主任又升任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在先后分管过科研、医疗、行政等11年后，于2015年底卸去副院长职务，眼科的孙晓东（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其间，许迅于2012年起又被组织安排兼任上海市眼科医院（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
此时的许迅早已成为一位兼具专业深度和管理高度的复合型医疗专家。摆在许迅面前有几个难题。上海市眼科医院是一家三级专科医院，但其业务量发展始终受到掣肘，就像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在闹中取静的康定路上一座旧式花园洋房里，物理空间上的局促显然也是种种掣肘的原因之一。许迅与眼科同事邹海东教授一起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俩分工合作，通过四年努力，医院面貌发生大变。标志之一是，原先上海市眼科医院职工收入在公立三甲医院里“垫底”，与平均水平线相差甚多，而如今，医护人员收入已过“中线”了。
许迅的管理“法宝”是什么呢？其实还是抓制度和人，注重“人才战略”。
许迅刚到眼科医院，发现那里的业务量做不上去的原因，主要是优秀的临床医疗人才不足，行政人员过于冗杂，互相“扯皮”的岗位多，于是首先大刀阔斧减去40%冗员，鼓励一人多岗，重新调整奖励机制。同时，依靠第一人民医院的强大后盾，他组织调配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医生来到上海眼科医院执刀，帮助导入更多的病人。在实施这样的技术“输血”两三年后，眼科医院注重自我“造血”能力的培养，很快，眼科医院服务能力得以提升，业务量越做越大，服务意识也得到强化。
许迅提出：上海市眼科医院要在全国公共卫生领域走在前列。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过度的近距离用眼，中国步入了近视眼高发阶段，尤其在中小学的校园里，一眼望去，人群里戴眼镜的早已不是少数，全国在校生近视的人数早已过半。按照许迅教授的思路，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希望以及最佳理念，就是早期干预，将公共卫生的理念用于眼科疾病控制。
上海市眼科医院正好有这个传统优势——它既是一家医院，同时又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目前上海每个区都有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政府对青少年眼病预防非常重视，不仅理念先进，也舍得财政拨款。基于这样的情况，在上海市卫计委以及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指导关心下，上海市眼科医院积极投身于医防融合。譬如，医院坚持开展近视筛查初级眼保健服务，为全市青少年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对于早期发现近视的孩子和具有近视危险因素而还没有形成近视的孩子，提早介入开展预防和控制，所有检查数据录入信息系统，并与青少年其他信息链接共享。许迅教授大力倡导阳光户外活动预防近视，已经在上海8个区建立试点学校，探索增加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模式和方法，评估其有效性，为后续推广提供依据，也为上海以及其他地区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为了普及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理念，许迅团队致力于倡导“欢乐户外行为”，策划举办了系列以“目”浴阳光——倡导户外活动预防近视为主题的大型健康促进系列活动，包括儿童创意绘画大赛、“阳光一小时 sports for sight爱眼健康跑”以及亲子户外嘉年华活动等等。今年正在或计划开展的活动有：6月6日爱眼日公益爱眼宣传活动，“目”浴阳光、预防近视、草木大搜索定向赛，以及秋之为视界一起跑等等。
光阴荏苒，一晃，许迅在眼科医学领域鏖战了三十多年，得到了很多荣誉，譬如，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也多次获得国家以及省部级科研奖项。
回忆当初自己的选择，许迅说，读大四那年，自己对“眼科”情有独钟，他深深思索过，人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就是对失明的恐惧了。他说：“一旦选择，追随终身，并力求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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