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轮驱动，科创转型-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政府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政府监管面临着科技金融这个新的不断发展的事物，要和整个科技金融新的创新需求、新的创新活动的特点同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促进科技金融的监管体系。
记者｜王 煜
以2020年迈进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为目标，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全球科创体系。国家层面在科创领域密集推出各种政策支持、扶持以及创新做法，是科创得以快速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9月23日至26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6年浦江创新论坛”以“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为主题，从多个层面讨论了制度创新的现状和意义，及其与科技创新的互动。
创新从管理到治理
中国如何坚持全球视野、加快科技创新，确保2020年迈进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在2016浦江创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提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需要加快科技创新。时至今日，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仍未结束，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较2014年放缓，增长格局进一步出现分化。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态势仍在蔓延。世界经济之所以萎靡不振，主要原因是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供给减弱、创新不强，传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世界正在更加紧密地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科技创新网络化、全球化态势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
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阴和俊说：五年来，经过全国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在基础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世界性的前沿成果，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现了电子自发单向有序运动，发现crps诱导体细胞，首次合成硬度超过金刚石的氮化材料，成功研制国际最长55厘米的碳纳米管，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就。
201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4万亿，其中企业投入占77%，研发占gdp比重达到2.1%。中国与国际科技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截止目前，中国已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0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政府间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200多位中国科学家担任了国际合作组织的领导职务，形成了中国与非洲科技伙伴合作，与美、俄、欧对话合作机制，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王元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近期，中国政府高频率地出台了众多旨在促进创新的政策，例如综合类的政策包括创新规划纲要、“十三五”科技规划以及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意见等等；同时众多的政策又涉及到很多专门的方面，比如企业、人才、双创、科技成果转化、金融等专项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促进创新政策的框架。
其中，“促进创新的公共治理”是很重要的方面。王元的理解是：这一方面涉及到政策制定的理念，比如说如何把包容性增长、共享经济这样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和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向融入到创新政策当中；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整个国家决策过程当中的机制和方式的转变。
“在中文当中，‘治理’和‘管理’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整个实质性内容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对管理的理解往往是从上到下，服从型的；而在治理的条件下，更多强调的是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主体，是一个积极参与的主体，主体的自治性又很强。”王元说。
一般而言，科技创新领域的社会治理，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科技社团、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等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科技奖励的服务功能，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如基金会作为一种民间筹款机制，可以投资被政府和企业忽略的科学研究领域，形成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社团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科普、信息等公共服务；行业协会可以架起沟通企业和政府的“桥梁”，充分发挥政策协调职能，促进创新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是大众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相关决策。科技创新的价值实现，最终要靠市场，要靠大众的广泛接受。在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科技创新领域，建立群众参与决策的长效机制，使实现利益诉求渠道多元化，丰富利益表达载体，使人民群众的诉求能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表达，完善群众利益诉求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服务体系。
三是“群众众包”的草根型科技创新成为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新趋势和重要内容。科技创新的群众路线，意味着广大用户和广大群众，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科技成果的转化，不再是科技成果要攻克的目标，而是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体顾客，都越来越善于为他们自己创新。一大批科研社交网络站点正蓬勃兴起，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理想的交互环境。传统的科研模式和合作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典型的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的一篇有着37000多名作者的研究论文。这些“作者”又是游戏玩家，通过一个名叫eterna的在线科学游戏，参与到现实生活中的rna研究。以类似众包形式，利用集体智慧做同一件事，正慢慢进入科学界，以好玩有趣的形式发动科学爱好者的热情，并可能改变科研的形式，成为今后科学发展重要的能量。在国内有“淘宝科研”、“易科学——科学实验服务平台”，用户可以像在“淘宝网”上一样搜索、预约仪器，也可以发布实验需求、找到理想的实验外包提供者。
国家顶层设计驱动科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双轮”中的重要一轮。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在浦江创新论坛中提出：在中国的历次改革的进程当中，科技体制改革一直都是作为“排头兵”，走在国家整个改革的前列，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30多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始终都围绕两条主线：一个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另一个是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改革中，政策是管中短期的，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法律是管中长期的。
为了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2015年工作要点当中明确提出制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作为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四梁八柱”性质的八项综合改革措施之一。
贺德方说：在“八柱”当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最先提出来的。2015年8月18日，中办和国办印发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给出了到2020年以前我们国家在科技体制改革这方面总体的系统完整的布局；为到2030年构建更加完备的创新型国家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实施方案中提出了10个方面32项改革举措，一共有143条政策措施。其中科技部作为第一牵头单位的改革任务有42项占30%，参加的占到三分之二。
在2016年5月30日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做出了明确要求，提到深化改革创新，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改革的任务，包括改革决策咨询机制，改革经费管理模式，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扩大高校和科研机构自主权，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评价机制，改革分配政策，打破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营造学术环境、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等等。
他认为，创新大会召开以后，国家的创新政策进入了一个密集发布的时期，从科技政策的主管部门来讲，以前很难推动的政策都得到了快速的推进，特别是一些财税的政策。他举例说：国家刚刚发布关于科技成果股权转让的激励政策，原来一确权就要全额交税，后来不全额了，但是要交现金，分5年；这次过渡到变现的时候才交税，而且税率由过去的综合税率40%多到现在20%。这样的政策，以前科技部门单独推进的时候是很难的，而现在这些创新改革政策的推出成了所有部门和各个地方共同的行动目标。
贺德方特别提出，这次的政策发布不是简单发了一个文件，而是综合了从2006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的文件，把它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政策统一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且文件特别明确地提出了政策点和完成成果的形式、牵头的部门，143项政策，每项政策都有。从2015-2020年，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施工图”。这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督办事项，每年科技部都要对所有的中央部门特别是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的32个协同部门，包括军方的部门，全面发督察报告，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进度和落实完成情况。
在法律层面，目前科技部牵头执法的法律有三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进步法、科普法。当然科技创新领域由其他部门牵头的法律还有《专利法》等。
贺德方重点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例，对不断优化的科创法治环境做了介绍。
1996年，国家颁布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当时这部法律确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条文中已有很多不适应现实的发展。这部法律的修订工作从2013年5月开始，在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
在法律的修订过程当中，相关部门参考了一些国外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的价值确定、转移当中的产学研融合的问题，包括奖励的比例数额和政府的支持方式等等。贺德方感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这次的修正案涉及到了10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并且是一个配套的“三部曲”：一是全国人大修订了一部法律，二是国务院发布了若干规定把法律当中没有明确的具体要求进一步细化，三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的方案。
“我们在政策布局层面已经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布局，操作层面还有很多责任担当、增强能力、宽容氛围营造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将逐步得到完善。”
科技金融方兴未艾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中相对新兴的一个领域，今年的浦江创新论坛上，科技金融论坛第二次作为独立的分论坛出现。王元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在今年的浦江创新论坛上，他牵头的联合课题组发布了《2016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
课题组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的研究专家们组成，历时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份报告。
王元说，自2015年以来，国家出台的有关促进科技金融的政策大概有9套，是由国务院及各个部委发布的，这些政策涵盖的具体项目大概有100多项。这显示科技金融的概念得到了一种普遍的共识。
“科技金融”这个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提出，经历了一个被大家误解、质疑到逐渐达到共识的过程。实际上，这是科技部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一开始显然受到了金融界的广泛质疑，因为之前没有一个特殊的领域与一般性的金融工具作为一个词汇结合起来，有人提出有没有“文化金融”、“教育金融”？
后来，特别是政策的实践过程当中，大家逐渐开始理解了科技金融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所包含的内涵，是因为科技，主要是科技创新活动本身具有足够的特殊性。首先是信息的不对称，一个专家把自己的项目讲得非常好，但是投资者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因为这个不确定性远比传统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投资要强得多。
科技创新活动本身作为金融过程，实际上很重要的是财富发现的过程。王元表示：金融和科技的创新活动的结合，大家往往觉得是一种资金的供给关系。其实不然，最重要的金融与科技的结合是不断在选择和凝练着管理团队，在完成着一种由创意到产品、到成立一个企业、到一个商业化和成为企业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被忽视。“因此在这个发展过程中，2015年我们提出了‘科技金融生态’，2016年我们又进一步提出‘科技金融生态圈’的概念，实际上是对科技活动和金融之间，结合两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的认识。”
王元认为，提出这个概念，关键在于把整个科技金融和创新活动的结合变成了一个循环的概念，同时又特别体现了金融活动和创新活动相对地域的集聚性，这是成为“圈”概念的原因。
他提出，最重要的是科技金融这个概念得到了决策层的认可，在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规划当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科技金融这个概念。“十三五”的科技规划当中，专门安排了一章对于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经营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安排。
科技金融生态发展变化的显著特征，这是王元及整个课题组在报告中最重视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财政投资的不断增加。去年整个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1.4万亿，这么庞大的投资，其中企业占比很大，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政府的资金大量动员全社会的资金，杠杆效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同时有大量的新的政策，比如说高科技企业的认定、税收政策、成果转化的相应政策安排等等。现在中国在风险投资方面可以堪称为第一大国，整个的投资总量已经是6000多亿，超过了美国，风投的企业数量也超过了美国，因此“现在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变化的时代”。
在他看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现在越来越明显：过去是技术寻找资本，大量的技术发明者到处去寻找，有银行贷款，有无资产抵押等等各种各样的贷款形式和融资形式；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资本开始寻找技术，这是非常大的变化。因此风险投资的投资结构和过去相比，前期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种子期和先期投资已经占了30%左右。
还有一个特点，银行业以及金融机构增强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包括对于小微企业贷款的不断增加，而且贷款的方式、贷款的产品越来越多。同样，主要银行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也在显著增长，这成为了中国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产业投资门类。
另外，更多的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三板市场的开通，有各种各样可退出渠道的选择。科技保险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是应用的市场某种工具和某种手段来促进自主创新和能力提高的很重要的选择。还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贷联动机制的逐渐完善，等等 。
提到最重要的政策建议，王元认为：“政府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政府监管面临着科技金融这个新的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新的管理体制，不要把监管看成是一个不可调整、不可变化的东西。我们要和整个科技金融新的创新需求、新的创新活动的特点同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促进科技金融的监管体系。”
链接：总理谈双创
2016年6月26日在天津出席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时，总理强调：“我们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推进‘互联网 ’行动，广泛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不同领域融合发展，催生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汇聚各方力量加速创新进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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