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的尬舞时刻-凯发会员官网

当地时间5月4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推迟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决定在2019年同时颁发今明两年的文学奖——也就是说，今年文学奖的颁奖礼，就此没戏了；而为“村上春树万年陪跑”之类八卦老梗唠叨个不休的围观群众们，也不妨早早散了，另寻乐子罢。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瑞典文学院可谓丑闻缠身，危机重重。多名院士辞职离开的消息经过媒体的渲染，更助长了坊间的猜疑与热议，使学院不免生出几分“心力交瘁、累觉不爱”之感。
　　怪谁呢？据说一切的肇始，源于一对“不可描述”的极品夫妻。

文学奖的通俗闹剧与狂欢

　　瑞典文学院创立于1786年，从1900年开始主办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并颁发这个令全世界激动（也许，并不）的奖项，至今已经118年。

　　从2012年开始，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定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75.46万元），于每年10月初公布获奖者，12月10日颁奖——那天，是科学家诺贝尔的忌日。
　　恐怕，连仙逝多年的诺贝尔本人都料想不到，原意旨在鼓励各领域“为人类作杰出贡献者”而设立的大奖，居然会在这么多年后，与女权意识“绝地归来”背景下的“#metoo”运动挂钩，并以十分不光彩的方式，成了消费主义时代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

　　众所周知，自打好莱坞因韦恩斯坦的性侵案刮起“#metoo”旋风，势如破竹地席卷了全球政商界、时尚界、运动界之后，向来被认为“人间净土”的学术界（相对论意义上的），最终也宣告“沦陷”。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直被视为“圣殿”的瑞典文学院的“内部崩塌”。

　　去年11月，瑞典媒体披露：某位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关系密切的“文化界名人”，在1996年至2017年间，涉嫌对学院多名成员的妻女、女性成员及工作人员实施性骚扰、猥亵和强奸……尔后，官方忙调查，媒体忙报道，至今年4月，竟有18名受害人陆续站出，声称遭受这名“文化界名人”的凌辱。据悉，此人对身边女性屡行不轨，不思悔改；更曾色迷心窍，将禄山爪伸向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王室或碍于颜面，选择“不予置评”）；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藏在文学界的衣冠禽兽有什么来头？他叫让-克洛德·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是一名法国摄影师；但他的老婆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了不得，乃北欧著名女诗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而根据媒体深挖的猛料，这对夫妻“负负相吸，‘情趣’相契”，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论坛”（le forum）的文化俱乐部，借“瑞典文学院后花园”的虚名，行“招募后宫备胎”，及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之实。男方还犹如“开了天眼”，提前泄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干次，从博彩公司处捞了不少油水。
　　斯文扫地，瑞典文学院的其他院士坐不住了。他们想投票决定，是否要将弗罗斯滕松“请”出学院和诺奖评选委员会。不幸的是，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弗罗斯滕松留任的居然占了大多数——瑞典文学院负责人、常务秘书莎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院士克拉斯·奥斯特格伦（klas ostergren）、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与皮特·恩格伦（peter englund）遂彻底怒了，接连宣布辞职。事态持续发酵，眼下，7人相继辞职，文学院只剩下了11名院士，诺奖又规定至少得“凑足”12名评委，所以，2018年的文学奖，“僵脱”了。
　　瑞典当地某电台记者马蒂亚斯·伯格说，考虑延迟颁奖的院士“为学院内部的混乱深感不安”，并认为学院“没脸颁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院士之一佩尔·韦斯特贝里表示，“由四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按照通常的安排，运作完全正常。不论今年秋天还是推迟到明年（宣布文学奖花落谁家），我们以及学院其他院士都会在这个夏天阅读并深入研究决选名单上的五位候选人的作品。”
　　瑞典文学院现任院长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亦证实，今年的20人秘密候选名单已产生，5人入围名单也将很快出炉，时间节奏跟以往一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依然会进行，并选出获奖者，只是明年（2019年）补颁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马悦然看来，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人数不足不是问题，目前提名小组的工作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是，马悦然承认，突然取消颁发本年度文学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感觉今年颁发该奖，会让得奖人感到不那么荣幸。”通过瑞典《每日新闻》，马悦然呼吁“大家回来投票，不要再提意见了”。
　　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临时常任秘书奥森对外放话，“瑞典文学院的成员们充分意识到，目前的信心危机对未来的工作和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在宣布下一位获奖者之前恢复公众对学院的信心。这是出于对所有已获得文学奖和未来将要获得文学奖的人士的尊重，也是对诺贝尔基金会和大众的尊重。”
　　资料显示，诺贝尔文学奖开过七次“天窗”。除了1935年院士们因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而停发，其他年份停发，都是因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之，此番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两人引火烧身，殃及诺奖，倒也算创下新的“纪录”——让瑞典文学院恨不能抹除的“纪录”。
　　事实上，长久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渐渐演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名利场的通俗闹剧与狂欢。保密的协议，封闭的赛场，“看不见”的选手，暧昧不明的规则，让云里雾里的“忠实观众”们莫名兴奋，乐此不疲地“批发”着从n个渠道那道听途说来的n个预言、流言与谣言。有书评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世界上最受人瞩目的文学奖，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但同时，它的阴影和光芒一样重，遗珠之憾也不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普鲁斯特、纳博科夫、伍尔夫……名单一长串，都是没得过诺奖的大师）。而对于非英语和瑞典语作家，其作品的翻译对评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还有文友提出，正因文学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所以它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就显得弥足珍贵，而诺奖阅读的“可疑”，在于资本侵蚀及娱乐至死的浪潮裹挟下，难守一身无垢。各国书商紧盯榜单、出版准则积极“对标”，书店推荐动辄以诺奖作品和准诺奖得主作品为卖点，急不可耐，“吃相”不雅，反失了“读书”最本质的那种清皓与自持。

“波澜壮阔，爱恨情仇”的和平奖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轻（轻薄/轻慢）阅读”的时代，诺贝尔文学奖是否能维系一如既往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尚未可知。
　　另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队伍中，男性作者占绝大多数，典型的“阴衰阳盛”。1909年，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f）成为该奖项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但100多年来，她仅有十几位同性别的“继承者”，可见，接下来瑞典文学院该好好操心下“阴阳调和”的事儿了——否则，万一再来个“#metoo”运动的2.0升级版，扩大战端，指责学院“歧视打压女作家”，评委会还不得发疯呐。
　　“圣殿”的“崩塌”，起于“内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诺奖的高光时分有多少是不打折扣的，又有多少是被繁复的仪式加持的，知情人心中自有数。更何况，“政治”那双翻云覆雨手，常常隐藏在幕后，操纵着台前的棚头傀儡，自觉向所谓“意志（强权/意识形态）的胜利”俯首称臣，甘愿谱写离奇的赞歌。请看，从奥斯陆发出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波澜壮阔，爱恨情仇”，绝对比文学奖的“一波九折”更加吊诡——
　　1939年，瑞典一个国会成员提名阿道夫·希特勒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该提名随后便被取消。
　　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黎德寿及基辛格，考虑到越南战争将多国拖入泥淖，国际社会对此嘘声一片，诺贝尔奖委员会两位成员辞职。黎德寿表示“越南还没有实现和平”，“无福消受”西方阵营的“糖衣炮弹”，果断拒绝了和平奖。
　　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位更名不副实的人物——日本战后第十位首相佐藤荣作。此人是安倍外公岸信介的亲弟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任期间一度将美国服侍得妥妥帖帖，“深得朕意”，凭借“提出无核三原则”获诺奖委员会青睐。然而，据中情局解密档案，佐藤竟在冷战时期怂恿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打击，着实是对其所获诺奖的莫大讽刺。同时，佐藤还是迄今为止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人（11次）——他究竟有多“爱好和平”，地球人都知道了。
　　而“致力于维护宇宙均衡秩序”的美国政界大佬们，拿起诺奖来就更是心安理得，毫不手软了。
　　2002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为寻求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推进民主与人权以及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可实际上，卡特获此殊荣一开始便引起了争议。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发表的一番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论，“火上浇油”，反对声愈演愈烈。
　　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因为“加强了人们对气候变暖的关切”，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批评者们冷嘲热讽：“戈尔并非科学家，甚至根本就不懂气候变化问题好吗？！再说了，气候变暖是否会对人类真正构成威胁呢？现在也没个定论啊。”英国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裁定，唯有在放映时加以说明，指出“九大科学错误”，反驳“片面的观点”，政府才能将《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即戈尔编剧、主演的纪录片）发到各校。在该片中，戈尔号召美国人减少家庭用电，节约能源，这没错；错的是，2006年8月，其本人的电费账单“出卖”了他：一个月耗电22619千瓦，比普通家庭一整年用电量的两倍还多。
　　2009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当年的和平奖颁发给了刚刚执掌全美权柄的奥巴马，肯定他作为首位非洲裔美国总统上任，对美国国内种族和解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以及扭转前任布什政府穷兵黩武军事政策的“正确”姿态。
　　岂料，时过境迁，万事蹉跎，至奥巴马离任，政府贪污增加；美国国债剧增；不同种族关系更加紧张甚至出现对立；公民隐私受到的监管更多；公民权益也受到更多的威胁和压迫；税收压力加大。其中，最“打脸”和平二字的，当数军事占领、无人机袭击和海外战争的副作用纷纷反噬美国——奥巴马已经“超越”了布什，成为美国史上进行战争最久的总统。他背离竞选时的承诺，延续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除此之外，派特种部队到叙利亚，批准空袭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的恐怖分子……累计下来，奥巴马政府对七国动过武，诺奖评委会若能未卜先知，还有勇气坚持起初的“想当然”吗？
　　大洋彼岸的新段子是：共和党议员卢克·梅塞尔（luke messer）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将是对特朗普在朝韩和谈进程中角色的“认可”。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harry kazianis）附和道，“目前无法确定文金会后的局势，但如没有特朗普总统的强硬立场，这些进展是不可能的。”迷之自恋，可见一斑。而早在两年前，外媒即传出“特朗普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理由是好战的他能威慑“伊斯兰国”、核伊朗、共产主义中国……oh my god,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借口。
　　公允而论，诺贝尔奖的确闻名于世，备受推崇，见证了诸多一如茨威格所言的“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但是，其根植的土壤、灌溉的养料、生长的方向，在另一方面局限了它的客观性。这点，在诺奖的非自然科学类别里体现得尤为显著——很多时候充当了西方“广告”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的工具。何妨坦言，诺奖不是沉水一潭的，全球政治格局的变迁同样会辐射进象牙高塔之内，而为了始终抬起（看似）骄傲的头颅，瑞典文学院应该不会介意，顺应大时代做些偏向功利、无碍观瞻（尺度由院士们自己把握）的调整。
　　因此，我们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当不偏不倚，不卑不亢。该鼓掌时便鼓掌，该“亮剑”时便“亮剑”。是的，向亚里士多德学习吧：“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可以欣赏诺贝尔奖，也有对其嗤之以鼻、反驳抗争的权利；归根结底，我们敬重的，是真理，智慧，爱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