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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 同饮一江水的命运共同体-凯发会员官网

日期:2016-03-31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尽管湄公河流域各国都不想成为澜湄合作中的配角,但在许多人眼里,澜湄合作依然是中国在主导,体现了中国主导国际和区域机制设计的能力,也是衡量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影响力的指标。
记者|姜浩峰
 
 
       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这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中所提到的澜湄务实合作三大支柱。
  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会议主题为“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
 
同饮一江水
 
  澜沧江与湄公河,并不是两条河流。它实际上是一条全长4909公里的大河,是世界第七长河,亚洲第三长河,东南亚第一长河,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澜沧江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西北海拔5552米的山头下,在流经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区2139公里以后,自云南省勐腊县出境,并成为老挝与缅甸的界河——湄公河(mekong river)。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于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
  在3月22日的欢迎晚宴上,就有细心的记者注意到,李克强总理与湄公河五国领导人的礼服上绣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流域图,每个国家对应的流域位置上还绣上了各国的国花。
  3月23日,在澜湄合作会议现场,中国总理李克强、泰国总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邢、缅甸副总统赛茂康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并排站在一起,微微倾斜各自手中的竹筒,将6支竹筒中清澈的澜沧江-湄公河水汇聚在一起。
  自古同饮一江水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人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更多地感受到了命运紧相连的意味。
  李克强的会议讲话开篇,称呼各国领导人为“各位同事”。他在会上对澜湄合作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加强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构筑人文交流桥梁。
  这四点建议提出的背景,在李克强的讲话中如此提及——“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不稳定不确定性在增加,亚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和湄公河国家经济发展虽然也遇到一些新挑战,但仍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李克强寄希望于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先天的合作优势、牢固的合作基础、强烈的合作愿望、巨大的合作潜力,形成澜湄合作6个1相加大于6的效应,既能顶住外部经济下行压力,促进自身发展,也可以为促进区域、次区域发展振兴探索新路。
  早在2014年11月,李克强就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冯超看来,湄公河流域国家对于澜湄合作是有期望的。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冯超说:“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两方面考量,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地理位置都显很重要,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欧美、东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地区合作都高度重视,纷纷参与到该区域合作中来。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仍属于南南合作。”
  所谓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之所以称为南南合作系因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位置大多位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南方。湄公河流域各国,恰恰是发展中国家里,目前谋发展意愿较强,且发展潜力较大者。
  李克强讲话中指出——“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年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开局之年。澜湄次区域国家是这一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方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了《澜湄国家减贫合作非文件》,将继续推动落实‘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湄公河国家开展减贫合作示范项目。”
  中国除了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外,还将设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今后5年提供3亿美元支持六国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项目。跨境联控传染病、为五国培养更多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开展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的“光明行”计划。乃至未来3年为五国提供1.8万人年政府奖学金和5000名来华培训名额,并愿在湄公河国家设立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这些,都是中国拿出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015年底以来,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均遭受不同程度旱灾,湄公河水位降至近90年最低。越南南部干涸的湄公河三角洲比往常提早两个月出现海水倒灌现象,115万公顷冬春作物中30%受到威胁。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之前,应越南方面请求,中国启动了从3月15日至4月10日对湄公河下游的补水计划,以应对湄公河流域的旱情。殊不知,通过云南景洪水电站对湄公河下游放水的同时,中国云南方面亦克服了不少自身的困难。按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的话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不仅同饮一江水,李克强在讲话中甚至提及了中国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湄公河国家受到民众喜爱,从中可见六国人民加强相互交往和了解的愿望十分强烈。
一带一路的范本
  冯超告诉记者:“澜湄合作,某种程度上或可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成果的一个典范。”在冯超看来,东南亚国家尽管大多想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对接,但对位处澜湄流域内的大国——中国,仍不免有所提防。而中国需要做的,就是要让周边国家看到,中国没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平台。“中国展现的,是追求在经济合作时不做零和博弈。甚至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都不会妨碍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月23日,李克强在会见泰国总理巴育时说,中泰亲如一家。中方赞赏泰方作为澜湄合作共同主席同中方协作,引领这一新机制的建设进程,将澜湄合作打造成次区域合作典范。李克强希望共同落实好中泰铁路项目合作。
  冯超认为,澜湄流域内各国都想成为主角,不想成为配角。
  泰国外长敦所言,可资证明冯超此言不虚。早在2015年11月,在云南景洪举行的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议上,敦就曾说:“澜湄合作是沿岸六国携手推动的首个合作机制,各国作为平等伙伴,共同谋求可持续、包容发展,缩减发展差距,实现合作共赢。”
  根据冯超的观察,流域内各国基础设施缺乏,包括越南的经济其实对中国有较高依赖度。目前,“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均已开展了公路、铁路、光缆通信等方面合作,昆曼公路已全线通车。合作各方可围绕边境线、湄公河流域线、公路线和铁路线等制定次区域互联互通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设施联通建设的投入力度和速度,重点推动中南半岛泛亚铁路升级建设,推进中泰、中老铁路和中缅陆水联运大通道建设,提升电网和光缆联通水平,同时探讨签署次区域运输便利化协定,加强规制联通。” 冯超表示,“一旦次区域国家间实现基础设施网络衔接,实现互联互通,对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015年发布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蓝皮书》亦曾披露,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已合作产生一系列成果。比如在能源领域,次区域各国以打造能源互联网为抓手,加快推进电力、油气、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南方电网与相关国家电力公司建立了周边国家电力企业高层沟通联络机制;在贸易投资方面,次区域内部成员国间的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14年,中国与次区域内其他五国间的贸易总额达到1889.11亿美元,其中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贸易规模增长尤为迅猛,中国与次区域内五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合作框架下已于2015年1月1日实现了零关税,相信在澜湄合作新机制建成后,各成员国双边贸易额还将进一步提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至2014年底,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流域联合巡逻和执法次数达29次,有效加大了四国共同防范和打击湄公河贩毒、贩枪、偷渡、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的力度。
  未来,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将继续深入挖掘可合作的具体领域。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日前即表示,泰国政府最近提出的“超级产业集群”战略和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有不少契合之处,澜湄区域产能合作有更大潜力可以挖掘。“中泰两国在汽车、化工、通信、轻纺等领域的产能规划均有交集,选择这些领域作为中泰工业产能合作的行业,既是因为本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因为双方在这些领域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汤之敏如是说。
  李克强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已同多个湄公河国家签署或正在商谈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愿加强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为此,中国愿设立100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和100亿美元信贷额度,包括5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50亿美元产能合作专项贷款,用于支持澜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项目。中方还将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平台,积极支持澜湄地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开发。
 
缓和南海局势
  在澜湄合作机制之前,湄公河流域内,已形成了几个较有影响的合作机制。其中,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组织,其核心实质上就是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的区域合作格局。而1995年新成立的湄公河委员会,则是西方各国和国际组织——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芬兰、德国、日本、卢森堡、新西兰、瑞典、瑞士、新西兰、荷兰、美国和欧盟、世界银行,共同介入该次区域合作开发的平台。
  尽管湄公河流域各国都不想成为澜湄合作中的配角,但在许多人眼里,澜湄合作依然是中国在主导。
  美国康奈尔大学reppy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友谊日前即对媒体表露如此观点。他说:“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体现了中国主导国际和区域机制设计的能力,也是衡量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影响力的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中,“政治安全”排在首位。根据“三亚宣言”,各方将加强应对恐怖组织、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通过推动高层往来和对话合作,增进次区域互信理解,以加强可持续安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问题专家许立平认为:“该地区对解决诸如毒品走私、人口贩卖、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的诉求强烈,中方也与老挝、缅甸、泰国建立了四国湄公河巡航机制。”
  但在著名海权战略学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乐雄看来,“政治安全”四个字意味深长,不仅仅是解决跨国犯罪那么简单。“‘政治安全’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军事上不要冲突。”倪乐雄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澜湄合作各国如果在经济上更紧密,那么域外大国就无法达到藉湄公河流域国家制衡中国的目的。换言之,中国在用经济手段对付美国的军事威胁。而湄公河流域国家则分明看到北方有个大富翁。如果想发展,靠域外大国的军事能力是不可能的,还是依傍中国的经济比较靠谱。”
  许利平同样认为,澜湄合作对中国周边的和平环境塑造大有好处。他说:“澜湄合作机制与南海问题本身并无任何关系,但作为东盟框架下的合作,澜湄合作的推动会加强本地区的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南海问题的降温,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正能量。”
  倪乐雄则认为,澜湄合作的成功,将对中国周边产生典范效用。比如雅鲁藏布江。这条大河进入印度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孟加拉国以后称为贾木纳河。在孟加拉国与恒河汇合后注入孟加拉湾。众所周知,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并未解决。
  印度智库战略远见集团主席森迪普·瓦斯乐卡也注意到这一点。瓦斯乐卡对澜湄合作如此评价:“水可以成为和平的乐器,弹奏出和谐的乐章。中国已经决定弹奏这一乐章。”
澜湄合作机制
   
  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包括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内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
  早期gms合作以项目为主导,在交通运输、水力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生物资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展开合作。亚行作为参与方和出资方,主要负责为有关会议及具体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日常决策机构为部长级会议,下设9个专题论坛和工作组,分别负责交通、电信、能源、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农业、贸易和投资。从2002年起gms机制进入峰会合作阶段,每3年召开一次领导人会议作为合作机制的最高决策机构,各成员国按照字母顺序轮流主办。
  201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方愿积极响应泰方倡议,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由此进入实质性构建阶段。2015年11月12日,中、泰、缅、老、越、柬六国在云南景洪宣布正式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称为gms升级版,六国将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个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全面对接东盟共同体建设三大支柱。
  不同于早期成员国间偏重开展点对点多领域经济合作内容,gms升级版更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着重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开启和深化敏感领域合作,致力于建立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全方位、立体合作新格局。在合作机制上,gms升级版更加强调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内外合作机制进行有效对接、联动发展。而在金融支撑上,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将与亚行一道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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