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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震后救援,比战场还要惨烈-凯发会员官网

日期:2016-07-2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医生们到达丰润县人民医院门口,有上万名病人在等待救治。截瘫、骨折、挤压综合伤……由于天气炎热,得不到治疗的伤员伤口深处甚至长蛆。
记者|黄 祺
 
        大灾之后,第一个到达的是解放军,第二个到达的是医生——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如此,4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也是如此。
  唐山大地震,堪称人类灾难史之最,24万人的生命在地震中消失,16万人重伤,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救援也随即展开。
  由于地震波及北京、天津这两座邻近的大城市,当地医疗力量无力向唐山提供更多的医疗救援力量,唐山地震后医疗支援的重任,落在了上海医务工作者的肩上。面对满目的死伤者、面对救治物资严重短缺的现实、面对恶劣的卫生条件和自然条件,上海医疗救援队尽最大能力完成了救援任务。
  从地震后72小时到达唐山开始,经历了最初2个月的紧急救援和转运,又经历了长达2年的灾后医院重建,上海医疗救援队在唐山大地震救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海医疗救援队是唐山地震后最早到达、坚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医疗救援队。为此,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记住了上海医生。
  地震40年后,重建的唐山已经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灾害的印记早已淡去,但上海医疗救援队在唐山人民心中留下的深厚感情,却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退色。7月,记者跟随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带队的回访团,重回唐山。
 
比战场还要惨烈
 
  杨庆铭医生站在现在的唐山市丰润区丰润医院门诊楼前,努力寻找记忆中“丰润抗震医院”的样子,可惜,除了医院后的还乡河还在,40年前的印迹已经荡然无存。40年,唐山从废墟中站起来,城市几乎完全重建,40年,杨庆铭医生也从壮年变得白发苍苍。但是,40年前在唐山参与医疗救援的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杨庆铭刻骨铭心,年近80岁,他还是欣然参加了回访,到唐山,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
  1976年7月,杨庆铭医生参加上海支援安徽小三线巡回医疗队,刚刚从安徽回到上海。根据医院的安排,杨医生可以享受几天假期。“平日里工作忙,加上之前巡回医疗,长时间不在家中,这个短暂的假期,打算尽尽‘男主人’的责任,把那些落下的需要技术和体力的家务活儿统统完成。”
  那个夏天异常闷热,7月28日,杨庆铭从广播里听到消息:河北省发生了大地震!
  1976年的中国,电视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信息传递非常落后。再加上灾后唐山所有设施损毁,沦为信息的孤岛,地震当天,外界根本就不清楚灾情有多严重,甚至连地震发生的准确位置也不得而知。这时的杨庆铭并不知道,他随后就会被通知紧急集中,带上急救药品和两件换洗衣服,立即开赴唐山。
  地震的惨烈程度,是4个多小时后被中央政府知道的,不久后,上海市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要求上海组织医疗队赶赴唐山进行救援。当天下午,医疗队基本组建完成,杨庆铭作为骨科医生,在得到瑞金医院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特殊的“队伍”。
  “一共组建了56支医疗队,每个医疗队15人。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下两个名称都会出现)组建了8支正式医疗队,2支预备医疗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组建了6支,上海中医学院组建了3支。”在唐山坚守近1年的徐建中医生,清晰地记下了当年这些重要的数据。
  40年前,徐建中20岁出头,意气风发,从医学院毕业后,刚刚工作不久。他还记得,医疗队的组成要求很具体:每个医疗队里有2—3名骨科或普外科医生,2名内科医生,1名麻醉科医生,1名药剂师,1名检验科医生,1名护士,3位干部(1位指导员,正副队长各1位,均须为医务工作者)。“二医的8支医疗队中,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各组建2支医疗队。二医成立了中队部,中队部共有7人,中队部政委为刘远高,队长为孙克武,我是中队部一名工作人员。”
  尽管唐山大地震救援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救援,之前没有经验,但上海医疗救援队还是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到了灾区的需要,组织了灾区最急需的医生和药品。唯一没有料想到的是,地震灾情如此严重,救援队这一去,远远不是“三五天”。
  组好队伍,采购好压缩饼干和棉衣,带上药品、导尿管,7月29日早上,上海医疗救援队在老北站集合,乘坐9056次专列出发。大夏天为什么要带棉衣?很多上海医生出发时不明就里,到了唐山,才知道到所有的准备,都是必要的。
  记者随行的回访团,乘坐高铁到达唐山,只需要6个小时,但40年前,专列开了20多个小时,才到达天津附近的杨村。天津距离唐山还有一百多公里,但地震将铁路轨道拧成了麻花,医疗队不得不下车。火车上,医疗队终于得到具体的灾情消息,大家意识到,原本为5天左右救援所做的物资准备和心理准备,恐怕都是远远不够的。
  凌晨,医疗队被卡车拉到天津机场,天亮后医生们乘坐军用飞机飞抵唐山。
  这次飞行,在很多救援队老医生的回忆中,都是重要的环节,绝大多数医生是头一回坐飞机。杨庆铭医生的记忆更加深刻。飞机上,他向已经去过灾区的解放军打听:唐山到底怎样了?
  解放军回答他:你去过战场吗?那里比战场还要惨。
“战地”急救
 
  大部分医生没有去过战场,但在唐山,他们却成了“战士”。
  其实,在到达唐山之前,医生们就已经跟战士一样了。上海带去的物资,要从火车转移到飞机上,葡萄糖盐水还是玻璃瓶装,一箱葡萄糖很重,但无论男女,一人一箱扛在肩上。每个医疗队还要带一个帐篷,帐篷是由很重的铁杆和帆布材料制成的,也由队员们扛上飞机。
  上海医疗队是第一个进唐山的医疗队,127人分乘3架小飞机前往唐山。“到达唐山机场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在机场迎接我们。”徐建中医生回忆道。
  到唐山机场,除了新华医院留下一支医疗队驻扎在机场,其余人员分乘4辆军用卡车前往丰润。丰润区距离唐山中心市区20多公里,由于房屋没有那么密集,受灾情况也没有唐山市中心严重,因此成为救治和转运伤员的基地。
  从唐山机场到丰润县,救援队乘坐的卡车足足开了4个小时。一路上,房子全塌了,死者被简单地遮盖放在路边。“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姑娘被裤带悬吊在倒塌房屋断裂的钢筋上,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把她救下来,听说后来还是不幸死掉了。”徐建中说。
  地震后第三天,经过一天一夜的路程,疲惫不堪的医生们终于到达开展救援的驻地——丰润。这个名字美好的郊区县城,如今是中国北方车辆公司旗下唐山轨道客车责任有限公司所在地,全国很多动车,就是这里生产的。
  但40年前上海医生们看到的丰润,却是满目疮痍。医生们到达丰润县人民医院门口,有上万名病人在等待救治。截瘫、骨折、挤压综合伤……由于天气炎热,得不到治疗的伤员伤口深处甚至长蛆。杨庆铭医生当时就已经是从业十多年的资深骨科专家,但他也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伤情。
  从上海带去的一万片止痛片,一千根导尿管,一个晚上就全部发放用完。前三天,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们,几乎没有睡过觉,随时处理外面送来的病人。
  缺少药品和材料,上海医生们开始在“战地”发明创造。“有很多伤员在地震中腰椎被压断,下半身瘫痪导致尿潴留,肚子鼓胀如气球般,人非常难受。我们就想办法把电线里面的铜芯抽掉,然后再经过消毒处理,当做导尿管用。”
上海医生就是希望
  把上海医疗队驻扎的医院称为“战地医院”,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地震后,唐山原有的医疗机构完全损毁,伤员必须转运到外地救治,在运往外地之前,需要经过急救稳定病情,要不然,很多病人根本熬不过路途上的时间。
  在达到丰润后最紧张的头两个星期,上海医疗队究竟经手急救了多少病患?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医生们临时搭建的医院,就是重伤者们生的希望。
  40年前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徐建中医生将一名十多岁的女孩抱上转运伤员的火车,小姑娘受伤截瘫,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头皮撕裂,伤情非常严重。在接受了上海医生的紧急处理以后,小姑娘必须乘火车到外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在无数的伤者中,徐建中记住了这个小姑娘,尽管不知道她的名字,但雨夜送她上火车的情景却印象深刻。
  缘分奇妙,1996年唐山大地震20周年,徐建中重访唐山,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看望地震中截瘫的伤者时,他讲起了这个故事。没想到,疗养院一名叫李冬梅的中年人听到这个故事,发现与自己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经过核对细节,徐建中惊喜地发现,当年他抱上火车的女孩,就是李冬梅。
  这一次40周年回访,记者跟随徐建中,再次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见到了李冬梅。如果说20年重逢是一个温情的故事,那么李冬梅自己40年的经历,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
  残疾人电动车上的李冬梅,已经53岁,虽然因为长期截瘫上身有些臃肿,但精神状态很好,脸上画着淡妆。
  地震之前,李冬梅是运动健将,篮球、乒乓球、跨栏都在行。13岁花样的年华,地震让李冬梅失去母亲和妹妹,她自己受伤截瘫。徐建中将李冬梅送上火车后,她本应被送到郑州,但刚到邢台,就突然吐血昏迷,被紧急送到邢台治疗。经过5个月的治疗后,李冬梅回到唐山,安顿在截瘫疗养院。
  1984年,中国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举行,李冬梅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一个小小的火种被点燃。经过8年时间,失去亲人和自己严重残疾的创痛,慢慢在愈合,李冬梅也想在精神上重新站起来。
  第二年,有教练要到疗养院挑选残疾人运动员的消息传到李冬梅这里,她感到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要参加运动会就需要训练,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竹竿当标枪,到钢铁厂找铁球当铅球,给她练习。截瘫病人大小便无法控制,为了不给训练带来麻烦,训练时她不敢喝水。1987年,全国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唐山举行,这届残运会的首枚金牌——800米轮椅竞速金牌,就被李冬梅拿到。李冬梅一共参加了轮椅竞速、铅球、乒乓球、标枪四个项目,获得3金1铜。
  李冬梅从此走上运动员之路,不仅参加国内残运会,还参加了数届残奥会。李冬梅身上的运动天赋和顽强毅力,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疾而受影响。2005年,她开始玩篮球,当上河北省轮椅女篮队第一任队长。2011年,她又开始玩羽毛球,年龄已经近50岁,与比她小20岁的队友竞技,获得两枚银牌。
  能有如此精彩的人生,李冬梅说,是因为她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精彩活下去的理由:“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我,就要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当然,除了顽强的精神,李冬梅还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挽救她生命的上海医生,因为如果没有上海医生的及时救治,故事很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坚持2年重建医院
 
  第一批上海医疗救援队医生们,在唐山像真正的战地医生一样,冒着余震的危险、克服缺少食物、水和环境污染的困难,坚持了2个月,帮助唐山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上连续数周超负荷的紧张工作,使一些医疗队员开始发烧、呕吐、腹泻,患上了肠炎等疾病。
  虽然地震伤员已经基本被送往外地,但唐山医疗系统依旧处于瘫痪状态,如果上海医疗救援队离开,就意味着病患无处求医。在中央统一部署和当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上海决定再派医疗队,在废墟中为唐山重建医院。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丁美芳医生清楚地记得,在上海参加完单位组织的毛主席追悼会后,22岁的她和其他同事一起起身赴唐山,妇产科带队的是庄留琪主任。到唐山后,丁美芳医生一队人被分到东矿区的第二抗震医院,经过2个月,最初的帐篷医院已经被泥巴油毡结合的抗震棚取代,条件算是好了很多。虽然妇产科一干女将,但十分能干,缺桌子缺凳子,庄留琪主任就带着年轻的医生护士自己做木工,庄主任因此得了绰号“老木匠”。
  不是医生不会预料到,地震后,妇产科是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因为地震惊吓、家庭破裂,地震后卫生条件又不好,早产、流产的很多,小孩子畸形的也多。”出现这些情况,不仅是小孩不保,如果没有及时救治,大人也生命危急。
  丁医生至今记得一次惊心动魄的抢救。一名产妇因前置胎盘大出血,这种紧急情况就算是在上海的医院里,也十分危险,更何况是40年前地震废墟中的医院。产妇出血止不住,需要大量输血,但医院没有血源。“庄主任当场就要捋袖子献血,但她是我们的主心骨,万一有什么事,妇产科就没办法运转了,我们都不让她献。”妇产科在广播里发动整个医院医护人员献血,结果来了很多医生护士,排着队献血。
  由于病情太过严重,产妇最终死亡,唯一幸运的是,孩子被医生们抢救过来。刚刚经历地震,又失去妻子,小孩的父亲无法抚养孩子,上海医生们养育了这个孩子3个月,才将孩子送回到父亲身边。
  在唐山的9个月,第二批医疗救援队队员同样不分昼夜地工作,半夜,只要有人在医院外面叫大夫,上海医生们就会马上起床去抢救。
  第二批救援队,同样也遇到了强烈的余震。第九人民医院应秀玲医生记得,1979年11月的一天,唐山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余震,余震到来之前,抗震医院里一名心脏病病人突然心跳降到只有二三十,医生护士准备急救的时候,余震来了。
  正在准备打针的小护士,平常是科室里最胆小的一位,每天裹着棉衣和衣而睡,棉衣口袋里还装满饼干,随时准备着地震来了就马上逃。可是这一刻,强烈的责任感让小护士忘记了恐惧。突然停电,煤油灯下,小护士沉着地完成了打针的动作,等针打好,地震也结束了。
  小护士的表现让应秀玲感到非常意外,也深受感动。在地震那一刻,医院里医护人员没有人逃跑,有的医生扶住了滚动的氧气瓶,有的安抚着病人。经历了大地震的当地人,对余震更加恐惧,但看到医生护士都没有逃,对他们是巨大的安慰。
  尽管条件有所改善,但第二批第三批医疗救援队,仍然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难,上海医生们用巧心思和一双巧手,尽力改变着这种局面。没有雾化装置,当时67岁的黄定久教授,发明了自制的雾化装置:将药放进水壶,烧开药水,水壶嘴接上长长的管道,蒸汽经过冷却后送到病人嘴边,让病人吸入。
  儿外科医生郑振中说,外伤病人治疗没有牵引设备,医生们扛着榔头进病房,把木桩打进病房的泥地里,牵引绳就有了固定的地方。
  让郑振中医生印象深刻的,还有唐山的大雨。地震后城市排水系统也被损坏,一遇大雨城市就严重内涝,住院病房也常常被水淹。当时病床边没有呼叫系统,全靠医生定时进病房巡查,下大雨时,医生们就赤着脚蹚着水,走进病房探视病人。
 
留在唐山的一份情
 
  丰润医院后的还乡河静静流淌,当年上海医生们上山采草药,在还乡河里洗净,给病人用。现在,还乡河两岸筑起观景堤坝,没有人再去洗草药,但唐山人却从未忘记上海医生。
  记者在唐山,遇到了来探望丁美芳医生的刘致君医生,两人一见面,就如久别的姐妹一般,拉着手不愿意分开。唐山土生土长的刘致君,当年是唐山第三医院的小医生,被派到抗震医院跟着上海医生学习业务。刘致君比丁美芳大2岁,9个月一起工作生活,让两人结下深厚的友情。庄留琪主任当时40多岁,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给唐山留下医疗的种子,她毫无保留、手把手地带出刘致君这个徒弟,同事们笑称,庄留琪这上心的样子就像是刘致君的“干妈”。
  刘致君对当年跟着上海医生做的大手术、危重病人急救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某一次急救病人的名字都记得。天天一起工作,她还学会了听上海话。得到了上海医生的“真传”,刘致君成长为当地妇产科骨干医生,还曾到上海的医院进修学习。
  40年来,丁美芳与刘致君常有联系,只要有机会见面,两人都会热络地嘘寒问暖、追忆当年。
  唐山人对上海医生的感情,恐怕是语言难以描述的。应秀玲医生记得,一次急救后,病人不幸死亡,有家属忍不住在手术室哭起来,这本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另外的几位家属却劝她不要再哭。“他们说,上海的医生都救过了,已经尽力了。”这句话中,让应秀玲感受到唐山人对上海医生的无限信任和尊敬。
  上海医生留给当地人怎样的印象?当年负责抗震医院协调工作的王起老人回忆,最后一批上海医疗队医生即将启程,行李都已经打好。医院收进一名心脏病孩子,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有危险。当地医生问上海医生,能否给孩子做完手术,晚两天再走?上海医生一点没犹豫,解开行李,上手术台救人。“小孩恢复得很好,到现在这个病人见到我,还会问我,有没有再见过上海医生。”王起老人动情地说。
  上海交大医学院在唐山地震40周年之际的回访,不仅是一次故地重游的追忆,也是唐山与上海特殊情谊的延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各家附属医院十名年轻医生组成的博士团,与老医生们一起在唐山开展了义诊和带教、讲座等交流活动。跟随老医生们故地重游,年轻医生也对唐山有了特殊的感情,而唐山人对新一代上海医生,也有了别样的亲切感。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博士团医生为地震截瘫伤者进行义诊。医生们的认真仔细,让病人们非常感动。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芮碧宇医生,给一位截瘫病人做检查,爱出汗的他汗珠子顺着下巴向下滴,病人老伴赶忙从残疾车里找出一卷卫生纸,扯下一段递给芮医生擦汗。“忒够意思。”老人竖着大拇指,用赵丽蓉式的唐山口音表扬着医生。
  在丰润区人民医院,上海义诊医生的到来,让医院大厅热闹非凡,当地病人排着队等待向上海医生咨询。“广场上有上万伤员等着救治”——义诊的场景让记者自然地想起了老医生们对40年前的描述。
  1978年5月,在地震灾区服务近两年后,最后一批上海医生撤出唐山,所有医疗设施和药品全部转交给当地医院。两年中,上海交大医学院系统共派出1200多人参加唐山地震救援,上海援建的四所抗震医院中,这支队伍参与了三所医院的建设。在所有医疗救援队中,交大医学院医疗救援队到得最早、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自然,在唐山留下的感情更深。
每一次灾难,都考验着人类的意志和品质,而每一次灾难中,医生从未辱没过自己的誓言。唐山大地震中,上海医生在灾难救援的历史上留下了让人骄傲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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