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永远做个提问者、话题引导者-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记者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独狼式的记者，只有很小的生存空间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时间越来越快，交通越来越发达，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元了。
口述｜水均益 采访｜张 英（特约记者）
上月，刚刚退休的敬一丹带着《我遇到你》在北大开了新书发布会，水均益和白岩松、崔永元给敬大姐捧场，回顾《东方时空》的新闻岁月。
在现场，崔永元调侃水均益说：“我们烦心的事大多和工作有关，每次有烦心事的时候就找敬大姐开导。我主要因为工作，而水均益找她主要是感情的事情。”
水均益满怀深情地回忆：“有件事印象非常深刻，1997年香港回归，央视72小时大直播，6月30日早晨6点直播，我3点排练完回去睡觉，结果睡到了5点半。那是多大的事啊，我冲回央视直播室，吓得不行了，结果大姐和我说，‘小水，来来，没事啊。’这句话让我顿时安下心来。我真的拿大姐当我的亲大姐，我和她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特别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从20年前敬大姐逢人就夸我，说我是最帅的。” 在祝福退休的敬一丹和离开央视的崔永元的同时，仍然在央视坚守的水均益心态复杂：“我们努力做的是从我们身上看到更多中国电视人的希望，而不要把我们当成化石。《焦点访谈》是中国电视改革的标志性节目之一，其实我们越到现在越着急，越纠结。当时那么一个叱咤风云、那么风靡的节目，现在大家觉得不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有很多个窗户，很多机会，不可能说有一个栏目可以连续火个20年。所以，不一定要守着某个一亩三分地才能干一点事，只要我还是记者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以下是水均益接受独家专访的口述实录。
风光背后的无奈
我已经采了400多个国外元首了。
在中国的电视媒体当中，中央电视台几乎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我们面对中国老百姓的人数非常庞大，国外的大使要考虑传播效果，自然会考虑做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能够派我去采访，也是因为我有一定的资源。往往国外采访的邀请方会要求央视递采访者的简历，像面试一样，看这个人采访过谁，有没有实力。像采访普京也是这样，总统府告诉央视俄罗斯记者站，你们必须从总部派一个资深记者，然后我们台里研究之后，说水均益你去吧，简历递给人家，人家说挺好，合适。
所有我们采的人，都是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无论是电视台，还是外交部。大量的批准都是外交部，他们得同意，没有这个的话，首先就违反规定了。有那么一两个总统，不能做。
有过这种情况，我这边在给外交部走文，那边我答应采访人家。可还没有采访的时候，突然间外交部指令来了，不能采这个人，然后这个雷我要去顶，我得找理由，不能说外交部告诉我不能采你，我就说，我病了，我们也没有人，没有别的会外语的，实在抱歉，我只能用这种方法。
我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次。最近的一次普京定的是1月17日采访，通知是12月20日左右，27天办出国手续，时间够充裕吧，可最后我直到出发前一天晚上10点，才从俄罗斯驻北京使馆拿到签证。这中间办签证的过程简直不可思议，动用了很多私人关系，求外交部司长，“哥呀姐呀”，这么求人家，才能够第二天中午赶飞俄罗斯去采访。
你觉得滑稽不滑稽，这是我的事吗？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事。你看看abc、cnn、cbs，我们都知道的大腕，一有事，马航也好，克里米亚也好，他们直接就到了现场。我也想去，但我走不了。我得托人托关系，走后门，写报告，特批，所有这些因素全算上，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15天之内你能出发就算你牛。
在新闻采访外，最花时间和精力的，是和新闻采访无关的日常琐事。我50出头了，怎么说也是个腕，去采访普京，我撅着屁股办手续，从折腾出国开始，到了莫斯科，我一个人拎着箱子，住到中国使馆边上一个招待所里，70美元一天，那么小一间房子。采访从头到尾，化妆、造型、衣服，全靠自己打理。
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虽然有一个强大的cctv在你的背后，但它遥不可及，有时候是让你抓不着的，甚至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副作用。你又不能离开这个平台，你离开这个平台你上哪儿去？
我去索契采访普京，当时拿到了独家的镜头，全台从新闻联播一直到各档的早间晚间新闻，新闻直播间，领导指示要铺天盖地用，要放大用。从台领导一直到我们的中心，各级领导，在各种例会，各种内部总结上，完全不惜笔墨地在表扬我。甚至于说水均益的采访是我们所有驻外记者要学习的范本。
当你数次风光地采访普京的时候，一个个案做得特别好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大浪在推着你，你就不用使劲，cctv全体人推着你。可当没有好的个案的时候，你会是一颗沙子，大浪把你淘了，你会很无助，突然觉得你从一尊巨像，变成一粒沙子，这个反差来回，非常强烈的。
有的时候想想，我快退休了，干了这么多年，人家依然在重视你，你只要干出好东西，领导也好，同事们也好，还是很认可的。你有什么怨气可撒的，你有什么不满可撒的，但是又觉得为什么不理解我，为什么《高端访问》要被取消掉。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我个人来讲，比较适合的，还是在等待当中努力，在努力当中抓捕一些机会。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熬到有一个好一点的平台。有一个好的团队，有一个好机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如鱼得水，呈现我们的价值。
记者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独狼式的记者，只有很小的生存空间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时间越来越快，交通越来越发达，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元了。这个时代，信息爆炸，不可能再出现像以前的案例了。比如最早的一个国家地理记者，深入到非洲某一个地方，经过几年，拿出一篇惊世之作，现在这已经很难了。
电视新闻完全靠团队靠平台，我们完全需要依赖它。我采访的时候，很多次面对的是总统。几乎所有这些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有时间限制，我要掌握一个时间，假如拖，还能不能再多两三个问题。但我不能说没事看表，多不礼貌。所以在采访现场，会有一个专门的编辑，每采到5分钟，他会举一下牌子，我点点头，然后继续重复下去。20、30，比如规定40分钟时间采访了，我觉得意犹未尽，再多问两个问题，很礼貌地拖一下，这是一套完整的专业化的运作。
包括像这次普京，之前的卡梅隆，再早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采访。每次采访现场，我们要打灯，地上乱七八糟一堆线，甚至会绊倒领导人。后来，我们专门买了快十万块钱的灯，买那种非常高级的胶条，把线非常规整地贴在地面上，像专业摄影一样，全都弄好。
后来《高端访问》节目没有了，但渐渐地，我感觉到这个团队的专业性、这个团队的黏合度，逐渐被稀释掉了，因为没有一个机制说，你这波人专门做这个。我们现在这些人都是兼职的，只是业余时间想一想，帮我。
靠我一人之力，很孤单的声音在呐喊，是没有用的。
国际新闻是国内新闻的陪衬
作为一个行业一个团队，我们新闻团队和世界新闻团队有一定差距，我们新闻起步时间相对比较晚，在国际平台上，跟西方媒体同台竞技时间也不长。我的记忆里，差不多是我做伊拉克战争报道，才开始的，这是一个现实。反过来说，如果就事论事的话，这次马航事件，中国媒体，包括挖掘新闻不同的角度、人文的关注、事件的追踪，还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马航报道中，首先中国媒体也是一个外人，这件事情毕竟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出事也是在我们国家之外。整个事件的报道、调查、协调，包括搜寻主体，还是以马来西亚和国际上一些相关的国家和相关的机构为主展开的。在这上头我们中国媒体没有任何优势，无论是传统的优势还是我们的软实力的优势。
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媒体非常尽职尽责，中国媒体的垄断性，中国媒体对新闻线索对资源的整个覆盖，是外国媒体无法比拟的，因为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反过来在马航这件事情上，我们拥有的占有线索、占有资源的优势并不多。首先很简单一个问题，国际空难的调查，我们中国本来就不是强国，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卫星那些东西又是英国的欧盟的。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对cnn来讲它请一个美国航空安全局的人，或请一个内线比我们先天优势多得多，英国媒体去联系也没有问题，而相反我们没有。反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媒体安于这样一种现状。作为记者作为媒体，去交朋友，要认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线人，所谓线人，甚至和人家是很好的朋友，也许你长时间利用不上这样的价值线索，但有一次可能就是价值的体现。这也是新闻领域的追求和职业素质的拼搏。
长期以来，我们国际新闻是一个边缘化的状况，或者说是国内新闻的陪衬。
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国际新闻的尺度不比国内新闻大。我个人感觉里，几乎和国内报道的尺度差不多，只不过方式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国内有些东西是很敏感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事，国际的东西，有的时候也一点都不能含糊的。
像马航事件，做着做着，来一道指令，一律“降温”，甚至非常技术，比如每天每档新闻的报道不能超过5分钟。我不知道他这个5分钟是怎么算出来的，类似于这种事，很多。包括像克里米亚、俄罗斯、乌克兰的新闻也是这样，按理我们可以报，国际新闻嘛，随便报！不行，涉及到俄罗斯那边的事，谁不知道跟中国有关系。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的新闻不应该简单地划为国际和国内了，因为很多事情是国内国际交错的，跨界的。你说乌克兰克里米亚，算是国际还是国内，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利益已经与克里米亚有关了。
现在我们有一点进步。比如9·11的时候，等来的指令是一律不许播。那个阶段都是一刀切，直接咔嚓，不许做。有人说中国新闻越来越严了，我倒觉得还不是这么简单的轨迹，应该说基本上在往前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越来越紧，有些口子还是在开放，但是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中国总体的改革也是这样，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对外政策，综合考量，采取一种谨慎的做法，或者是一种宁缺无过的逻辑。这里面非常纠结和拧巴的一个问题是：cctv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独立电视台，不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我往往纠结和拧巴在这个地方，报着报着就不对了，报着报着就坏了，你代表政府立场，你是官方态度，你是官方媒体，你在这个问题上说话要小心，说话不能够说得太过等等。这是新闻人最大的困境。
我们最近在酝酿改版，领导提出来把《环球视线》、《国际时讯》，后半夜还有一个《环球记者联线》，三档国际新闻整合起来，打造一个国际新闻旗舰版的栏目，这也符合规律。领导为了做新节目，把我这个栏目从新闻评论部拿出来，并入了国际新闻部，现在我属于国际新闻部的人。我到那才知道，现在国际新闻部给新闻频道提供的资讯量，条数，接近每天新闻频道的2/3。那几个组的小孩撅着屁股，累死，24小时。我们马上下一步要实现零点之后的直播，而且是全时段的新闻，他们会更累了。
《高端访问》消失了
这些年，央视也换了几任台长。它是新闻单位，电视机构，不能说它是简单的国企，它是国有事业型单位，
上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带有新的想法，甚至于有所谓管理的一套办法，对待新闻不同的看法。有的时候事与愿违，中国的事情做起来难办，而且往往我们所面对的人事比事务要复杂得多，要难以化解得多。
《高端访问》为什么消失？当时它在一套播，一套要重新规划时段，这个时段，要推其他节目，要占用这个时间；而新闻频道没有《高端访问》这长时间的节目， 45分钟。新闻频道节目最长半个小时，没有这个体量。
当时给我的理由就这两个。我找台长，那时候焦利刚到电视台还没十天，这个决定不是他做的。我跟他大概谈了有30分钟，把我的理由、考虑陈述了。焦利跟我说，你跟你们新闻主任，把我的意思说一下。我就去说。主任点点头，知道了。
我理解焦利也很为难，当时给了我一个折中的说法，要不然这样，稍微改一改，把时间缩短一点，别每次采访40多分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弄20分钟半小时。我当时多多少少接受了妥协方案。我当时的想法，《高端访问》这个牌子要留着。哪怕两周播一次，三周播一次，我可以想办法，我可以提前打预告让人看——《高端访问》，两周之后，哪天要播谁谁谁，敬请关注。
后来实际操作的时候，慢慢被弱化了，大概过了一段时间通知我，《高端访问》的栏目代码取消了，节目就彻底没有了。这个节目没了，一套、新闻频道没有这个节目，就给了别人机会。比如二套后来就做了芮成钢那个《领导者》。
也想过跳槽。但当你真正面对现实去想的时候，里里外外，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还是个人追求，都不大可能，都没有好的方向。还有一点，毕竟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大的新闻平台。这里还是做国际新闻最好的地方。
从央视走掉很多人，如果他们干了别的，那就算了，但是如果他还是要做节目新闻的话，他还是靠这个本事来吃饭的话，你再大的能量，你没有一个好的平台还是不行，这个你不能否认。
有些人去了其他地方，比如东方卫视，湖南，凤凰，但做新闻不能和央视比。你看鲁豫，累死，核心团队就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你可以变通，但是很累。而且跳槽也有适应期，在央视工作那么长时间，你形成了习惯性思维，突然去了商业传播机构，一开始心理上很难接受的。你突然发现你要看经理的脸色，受制于成本和利润。
不当制片人不当评论员
从2000年到现在，14年了，我都在当各个栏目的制片人。电视台的规律，三年一换，五年一个新栏目。从《世界》到《国际观察》，到《高端访问》，到《360》，再到《环球视线》，我一直在当制片人，没下来。
我一直赖着当制片人。为什么呢？我能说了算，起码在业务上，比如今天做什么选题，这个选题应该怎么做，我们要谈哪个角度，我怎么采访这个人……这上头我有一个决策权。我的要求就是你不用给我封官，当什么副主任之类的，我就要一个业务的决策权，就行了。在栏目里面，我起码对今天的选题，我有一个发言权，这是我坚持的。
制片人52岁就不能当了，因为过岁数了。怎么说呢，中国有些事情，一刀切的东西，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不完善，听上去甚至你觉得不可思议。也许那就是唯一的办法，一刀切，对个人不一定好，对央视整体是好事情。我还得立志于本职工作，我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和环境，在电视台这个平台，目前对我来讲最好的一个平台。
人家认可你是一个老主持人，你是资深主持人，我这个团队，多年的积累。接下来要干的人，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学生，甚至于“徒弟”，手把手的，他们肯定会尊重我的意见。但是从现实来讲，不是这样的。我最怕的是不懂业务的人来指挥我，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当时央视开始准备成立评论员队伍的时候，按照当时领导定的盘子来讲，我也是评论员。我一直做国际问题，了解得比较多一点。从来不敢自许我是个专家，做国际新闻30年了，有一些自己的积累，包括亲身的体验，这是我能够发展的比较长项的真正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好跨越的。
但后来我渐渐感觉到，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合适的，还是一个记者型的主持人。我跳出来去对一些事情指点江山，去评论，把你的专业知识，把你的积累结合这个东西去说，还没有合适的空间，或者说土壤还不够成熟，我更希望还是在记者、在新闻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也就这样，也没有更大的抱负。
记者到评论员不是必经之路，也不是非得要追求的方向。我感觉你有观点，在你的主持当中，在你的报道当中，你自然会流露出来，如果大家认可，或者大家觉得你说得有道理，那就是你报道的一部分。而且术业有专攻，现在这种资讯的现状，特别是网络的发达，大家知道的东西是一样的，甚至于大家知道的背景和大家知道的分析都是一样的。
缺乏的是什么呢？你对一个事件的梳理，你能够带领大家从某种角度，从更宽的视野去看待问题，这样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我要一句话就给出结论，不可能。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你不可能给出结论的。
作为资深的记者，我永远是一个提问者，我永远是话题引导者。我到一个现场的时候，我可以利用我的知识和积累，来找准方向做报道，在栏目当中我也是这样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方式。
退休后会去大学当老师
像赵忠祥老师现在还很活跃，白发苍苍做主持，上现场，这当然是我渴望的一幕。就像我当年渴望彼得·阿奈特一样，在cnn，站在巴格达楼顶上那样。这样的话，你得在这样个体制内，你必须在这个船上当船员，当大副，你才能够跟着它一块航行，否则的话。你想自己干，哪是你的天地呢？
我已经在安排从央视退休的生活了。什么叫知天命，你知道你的本事极限，你知道你能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你就要现实一点，你会渐渐考虑后面的事，甚至于现在有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到死亡，去考虑关于生死的问题。
退休是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某领导也好，电视台也好，尊重你，欣赏你，舍不得你，你可以延长退休，或者返聘，或者继续让你坐在这个台子上。如果人家不干呢，国家的政策规定，60岁退吧。如果我60岁退的话，我现在51，也就9年后的事。以我现在正常的身体衰减的速率来做的话，我还是有精力的。
我给自己的安排是去高校教国际新闻。我最擅长的事，起码我觉得可以当个老师，教英文、教新闻都可以。我出身教育世家，父亲是兰州大学的俄语教授，我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也在外面的英语学校当过老师，口碑很好。现在我还挂了好几个学校的客座教授，摇身一变，给人家做一个长一点的客座教授，原来是短工，现在是长工。给不给钱，给多少钱，也无所谓。
人活在现实当中，而且家庭是你最大的港湾，也是你最能够依赖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我不会得抑郁症的，因为我有朋友，我干起活来，我会是一个几近乎工作狂的人。但是生活当中我还有朋友，我有一大帮跟新闻没关系的好哥们，可以一起喝喝酒。喝酒不是什么好习惯，酒多伤身，但它有时候是一个载体，媒介，让你抒发心中压抑的东西，跟哥们喝一顿酒，甚至于喝大点，骂一顿，说点脏话，回家倒头睡一天一宿，起来，太阳照样升起，挺好。
这个可能跟我学外语有关，你看外国人，人家葬礼上很安静，很理性，不会像咱们中国人哭天抹泪的。这是对死亡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认识，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你的知识，以及你对世界的认识，来帮助你去面对这个东西。
在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包括我们家老太太，怎么也说有知识有文化，但到那个年龄，很怕死，我能感觉到她对死亡的恐惧，她也有牵挂，比如说我，再下一代等等，都会有这样一种牵挂。我觉得是跟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你所接受的知识有关系。
我总觉得我是挺快乐的一个人，是很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能干就干，干不了拉倒。虽然没有家财万贯，但目前基本还是衣食无忧的状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就挺好，还怎么着。
我不是一个很墨守成规的人，或者很唯唯诺诺保守的人，但现实情况是这样，我这个年龄，几乎不存在重打鼓、另起炉灶、从零开始的机会。或者说即使有这种条件，你也要综合考虑。怎么着，“说走咱就走”，不可能，你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
还有一点，你多大了，精力、体力的问题，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不吃不喝，现在不行了，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不能保证这种体力和身体的储备，支撑你这么做，你去互联网，身体会垮掉的。
传统媒体要用好社交媒体
说老实话，很多传统媒体里边，像我这样岁数的人，五十以上，再大一点，连微博都不会玩，连微信都不会玩，我也就是揪着一个小小的尾巴。
在伊拉克这20多天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特别管用，比如那个片子拍了没有，那条消息谁谁谁说哪儿爆炸了你们可以进，像警察的对讲机，比它还强大的调控台，完全可以指挥各方，甚至可以五洲四海，在伊拉克可以跟香港的记者可以跟北京的记者对接。
央视如果把互联网把社交媒体真正用好的话，那真的就是另一次革命。
我早就想和互联网发生关系，老早就有这个蠢蠢欲动的心，但慑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强大的震慑力，一直是非常纠结，有点犹豫。因为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工作人员，如果要开微博，仅仅是为工作单位背书，没有意义。
我知道网络发展，现在自媒体的蓬勃，这个东西是时代的滚滚潮流，这个东西是时代的必然，我还不算太老，我还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人，不希望被时代落下，我希望能抓住时代发展的脉络。
我毕竟是做国际新闻的，学英语的，我对facebook、推特这些东西历历在目，比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朗，facebook起了多大的作用，包括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让传统cnn、bbc黯然失色，我作为传统媒体的记者难道不知道这个吗？我感受到它们强大的力量，我希望我首先要了解它，能认识它，最好我找到很好的办法融入这里边，如果传统媒体插上新媒体翅膀的话，前景还是很美妙的。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微博、微信控，但是我挺享受的，为什么？因为我突然之间发现，这是太强大的一个平台了，它可以给你提供的东西是你在电视台坐在摄像机后面、坐在演播室里边你得不到的。
以前我们做《东方时空》的时候会说，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现在大家已经不写信了，但是真正我们跟读者的所谓的互动来自哪里呢？我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信件了，我相信其他的主持人也是这样，通过什么办法？我们e-mail个人邮箱一般不会公开，在微博这样的网络平台上，又重新续上了跟观众朋友们的连接桥梁，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感受。
愚人节那天我开通了微博，之前大家把网络描述得如洪水猛兽一般，上去什么被喷，什么被拍板砖啊，说得特别邪乎。评论也有骂我的，甚至骂得很难听的，但也有铁粉一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机会我还回下帖，特别是人家问了我问题的我就回复人家。渐渐几个月下来之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有一个很良好的氛围。
有的朋友从《东方时空》开始就喜欢我的节目，现在又重续旧情，说找到组织了特别顶我，有一些质疑我的，当然有的特别恨我的，用脏字来骂人的。我都不用出手，我的铁粉上去把他一通围攻，那哥们觉得没意思就撤了。事在人为，只要你真诚发自内心地对待网友，会得到回报的，会得到人家的认可甚至于谅解，哪怕你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目前为止我觉得挺享受的。
小崔发起给孩子加点菜，我一看挺好，看见之后先点个赞，再仔细看一看活动挺靠谱，而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心表示，于是我就参加了，发了一个微博。但我没想到我参加之后，网上那种呼应如山呼海啸般，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真的没想到。
我们央视新闻中心也成立了新媒体部，专门在研究研发新媒体对接，利用新媒体的这种手段。我一直认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火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等于央视的灭亡，等于传统报纸、电台甚至杂志的灭亡。不是，而是你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个社交平台。里边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思想、意识，你的改革创新，有没有跟得上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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