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对家乡的感情是又恨又爱（上）-凯发会员官网

从去年到今年，70岁的贾平凹接连写了两个长篇小说：《暂坐》和《酱豆》。两个小说，都交给了作家出版社，最近接连上市。整个疫情期间，他还一直在修改《酱豆》。

　　“我在城市已经生活40多年了，除了《废都》，几乎没有写过城市题材，所以《暂坐》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

　　《暂坐》以西安为背景，讲述了城市里12个单身女性的传奇故事。“茶室卖着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位女人，人长得漂亮，她还有一大群的闺蜜，个个优游自尊，仪态高贵。那些闺蜜们隔三岔五的来到茶室聚会，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这如一个模特在街上走，或许有人回头看，而十多个模特列队在街上走，那就满街注目。她们是一个世界。”

　　这个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现实生活，贾平凹现在的工作室楼下，以前有一个茶室。他经常在那里接待南来北往的朋友，后来，茶室却搬走了。

　　“这些中年女子精神自由潇洒时尚，追求经济独立，但她们的生活仍然会遭遇困境，又以爱和希望支撑着前行。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甚至堕落。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也是这世间每一个人的状态。”

　　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贾平凹一直在修改《酱豆》。

　　“《酱豆》的修改誊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个月的自我隔离，外边世界有毒，我也有着，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一场排毒。我这近七十年里，可以说曾经沧海，每一个历史节点，我都见识过和经历过，既看着别人陷入其中的热闹，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热闹。”

　　“《酱豆》是一本与《废都》境遇有关的小说，原来的名字是《后记》，充满了先锋小说色彩。写我的小说，我越是真实，小说越是虚构。《酱豆》的故事，无一事没有出处，但人物有归纳，时间已错落，还有那些明的暗的，清晰的含糊的，不是卖弄和兜售什么，为的是一直要拷问自己。”

　　在《酱豆》这本小说里，贾平凹虚构了另一个“贾平凹”，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出场，回到写《废都》的年代，熟悉的地名，熟悉的场景，似曾相识的人物，真实发生的事件，巧妙自然地成为了小说的一部分。

　　“之前我所有的长篇小说写作，桌上都有收集来的一大堆材料，或长之短之提纲类的东西。而《酱豆》没有，根本不需要，一切都自带了，提起笔人呀事呀，情节场面就在眼前动，照着写就是了。”

　　《酱豆》是贾平凹写给自己的小说。这是他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时代的致敬。“《酱豆》比《暂坐》的草稿早，《暂坐》却先在刊物上亮相，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暂坐》走的是电影节大厅前的红地毯，《酱豆》从后门悄然去了会堂。”

　　在很长一段时间，《废都》是贾平凹的心病，给他带来深深的痛苦。他经常想，如果没有写《废都》，他的人生和命运，会不会和写作不一样？

　　在《酱豆》后记中，贾平凹如是说，“我曾在很长时间里疑惑我是属于知识分子之列吗？如果不是，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的遭际和行状，应该让我如何读懂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仁人先贤？如果还算是，我是在什么位置，又充当的哪一类角色？

　　我是太热爱写作了，如鬼附体，如渴饮鸩。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惊恐、委屈而写作，如此循环，沉之浮之。时至今日，想之，这或许是命，遭遇那么多误解和风波，风来压在地，风过再浮起，都是谶语啊。”

被旅游改变的老家

　　丹凤县棣花镇原是商於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棣花镇位于秦岭山南麓，丹凤县城和商洛市区之间。丹江从小镇弯弯流过，是历史上商淤古道上的一个节点，古道从山西商洛丹凤县通往河南内乡县，为古代政治、军事、商业要道，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当地早年盛产棠棣之花，故名棣花镇。白居易三过棣花曾留有“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花”名句。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以棣花镇为小说的叙述背景，把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山水景色写进了书里。

　　“交通现在非常方便，公路也修得好，车少的时候，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老家。我父亲的那个年代，民国时期十多岁他去西安求学，完全靠步行，穿着草鞋走了7天到西安。新中国成立后，我去西安上学，有了公路，丹凤县到西安，每天通一趟客运汽车，沙土路围着山盘旋，早上出发到傍晚，才到西安城里。”贾平凹对我回忆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土路变成黑亮的沥青公路，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西安。到了2000年，丹凤又修了到西安的铁路，有了火车站，转公交车到棣花，才两块钱。2008年10月，沪陕高速公路开通，这条4车道的公路穿越天险秦岭，在陕西境内修了隧道55座、桥梁12座。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韩愈途经蓝关、商於古道时曾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以形容这里行道之艰难。如今随着国家高速公路的通车，天堑已成通途。

　　“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路经蓝关，就可怜了当年的韩愈，他当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呀，我很幸福，现在坐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我弟问：吃啥呀？我说：面条吧。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擀好面，烧开锅，一碗捞面端上桌了，我正好车停在门口。”

　　2011年，贾平凹入选“中国梦践行者”，我和上海电视台的导演王小龙等人一起去西安采访他。当时，在采访以后，我按照他开的路条，包车去了他老家拍外景花絮。当时，棣花还没有开发“棣花古镇”这个旅游项目。整个小镇的面貌，和中西部很多小镇面貌差不多。

　　虽然山美水美，黄土地里种满了青绿的麦子，诗情画意。但一进入小镇，满眼的脏乱差，垃圾随处可见。除了热闹的菜市场有人气外，其它街道，除了几个店铺和地摊外，看不到什么人，街道凋敝、空旷，看到的都是衰败和凄凉。每当有车经过的时候，灰尘就弥漫着满天飞。

　　贾平凹老家棣花村，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大部分都是不同时期的老房子，时空穿越年代混乱，有上世纪40年代改的老木头屋子和黄土坯砌成的土屋，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红砖、青砖盖的屋子，有一层、一层半带阁楼，用水泥预制板盖的两层楼，白墙黑瓦，雕花的门窗，仿古式的屋檐和门头，长着荒草。

　　白天走在村里，门前屋后，空荡荡的，看不到人。偶尔传来四处游荡的狗、鸡鸭打鸣，才有一些生气。很多人家都是老人家和小孩子，中年人和年轻人，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都进城打工去了。

　　贾平凹老家，也是一个院子，80年代修建的，外墙都是红砖，里面刷了白墙，门前是石碾子、石磨子，还有一个水井。院子中央有一棵梨树是他父亲生前种的。我走进主屋，屋子里堂屋靠墙是一排柜子，是贾平凹父亲原来打做的，如今放着香案，放着他母亲的黑白遗照。几把落满灰尘的藤椅，一个腌咸菜的大缸，屋子长期没有住人，显得荒败凌乱，四角都有蜘蛛网。

　　老屋里有一个房间，是贾平凹当年结婚的婚房，当年他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和同是乡党的前妻结婚，就是回老家办的婚礼。屋子一直维持了当年的样貌，一排半人高的木柜子，上面放着一个老木式的收音机，一个黑白电视机，墙上挂着老照片，靠床的白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日历，一个手打的沙发床，是母亲在世的时候，给他打的婚床。

　　当我们九年之后，再次造访的时候，在政府和商业资本合力打造下，棣花镇和贾平凹旧居，一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陕西省商洛市和丹凤县两级政府，投入巨资，开发文化旅游产业，试图借用贾平凹的名声和文学作品里的力量，投资上亿，开发了“棣花古镇”，试图通过旅游开发，发展地方经济，改变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下属小镇的命运。

　　如今的棣花镇，已经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依托贾平凹家乡这个卖点，挖掘棣花古驿站的历史文化及当地的民俗文化，开发出了如今的“两街（宋金街、清风街）、一馆（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及老宅）、一荷塘（千亩荷塘）”的景观。

　　此外，按照贾平凹的小说作品里的记忆，新建了原本毁掉的魁星楼、法性寺等老景观，形成了宋金街、二郎庙、荷塘区、贾塬村、清风街、棣花秀苑区、花海区、作家村等八个游览区。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奇迹，一个作家的虚构出来的文学世界，居然改变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地理面貌。如今，贾平凹的故乡，村子里的旧居，亲人和朋友，贾平凹和棣花古镇、商州，这些不同的词汇，被商业的手穿起来，成为了文化旅游的卖点。

　　棣花古镇景区不收门票。走进清风街，原来的水泥路已经变成了青石路，新修的小溪在街道一旁清澈地流淌。整个小镇，贾平凹的书法随处可见，无处不在。高大的牌楼上挂着贾体对联：上联是“清风徐来犹见商於汉唐柳”，下联是“秦腔乍起且醉棠棣宋金人”。

　　我穿过宋金桥，两侧站着两排铜雕古装士兵的像，风景区里面的布置，都是按照贾平凹小说的描写修建的。走过宋金街美食一条街，行过艺术馆茶坊，绕过月牙泉，来到二郎庙，看过戏台、魁星楼，再一直走到风雨桥，穿过千亩荷塘，经二龙桥再抵达清风街，最后到达贾塬村，参观贾平凹艺术馆和老宅。

　　贾平凹的旧居，归属棣花镇下面的贾塬村东街五组，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乡村院落。青砖黑瓦白墙的老宅，如今已经焕然一新。一道简陋的院门，现在穿上了外衣和包装，变成了土门楼。老宅的门槛是斜的，原因是风水，为的是方向正对着门前风景秀丽的笔架山。

　　推开两扇柳木大门，进了门是一个开阔的院子，三栋瓦房，一栋主屋坐南朝北，两侧东西朝向。和以前相比，老宅已经翻新过了，但原有的布局风貌未变。土坯墙改为了砖墙，院子地面也用砖铺平。屋里的地面，原是黄土垒平的，现在铺上了米黄色的大理石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艰苦的时候，小院人满为患，住了贾平凹所在的大家族，8户人家，快30人。

　　和几年前相比，院子里没有变的是贾平凹父亲当年种的梨树，还有一个巨大的水缸，还有一块圆滚的石头，原来是用来洗衣服用的。穷困年代，贾氏家族大家庭的粗布黑衣，用皂角浸泡后再放在石头上，用棒槌敲打冲洗干净。

　　在院子的角落，多了一块巨大斑斓的石头，墙边竖立了一块木牌子，全文是《丑石》，这篇文章影响巨大，原因是它入选了北师大版的第十一册《语文》读本。

　　新建的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占地规模很大。入口临街的墙上是一大面铜雕，上面铭刻的都是贾平凹小说的图书封面。文学艺术馆统一以传统的灰色砖砌成，褐红色的门窗，在蓝天白云下看着很和谐。

　　文学艺术馆分成文学馆、书画馆、艺术馆、影音馆，陈列的都是他各种版本的图书，生平事迹，照片墙，手稿和书法、绘画作品，还有一些被改成影视的作品的录像带、vcd、dvd，最中心的位置挂着一个巨大的电视机，播放的是贾平凹接受董卿《朗读者》的采访场景。

　　最大的是文学馆。除了他出版的图书、照片墙，最亮眼的是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证书，《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等获得各种奖项的证书，还有贾平凹手拿船桨的立体人像，供游客合影留念。

　　有趣的还有贾平凹小时候用过的生活器物和学习用具，有他小时候用过砍柴的柴刀、捡菜的竹篮，学习用的算盘，小学和初中学习获奖的证书。贾平凹的弟弟贾栽凹在老屋的一角，摆了一个书摊，专卖贾平凹的图书签名本。

　　贾栽凹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一直在丹凤县的中学教书当老师，退休后因为老家旅游开发，干脆和老伴搬回乡下老屋，打理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照料老屋摆起书摊，做起了独家的签名本的生意。

　　他现在的名字，也是效仿贾平凹，后来根据谐音改的。贾平凹原名“贾平娃”，后来改名“贾平凹”，贾栽凹跟着哥哥，原名“贾再娃”，改成“贾栽凹”。这个名很容易理解，就是贾家又生了一个牛牛娃。下面两个妹妹，大妹妹住在商洛，小妹妹如今居住在西安。

　　此外，贾平凹小说作品里的《高兴》原型刘书征，和贾平凹是小学、初中的同学，一个院子里长大。“我和他小时候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两人的母亲都叫周小娥，同名同姓，也是同学，关系特别亲近。”1970年，刘书征参军到东北当兵，复员后在县里招待所当厨师，后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超生，他回家务农，后来到西安打工，送煤球、捡垃圾为生。后来，贾平凹把他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高兴》。

　　因为老家的旅游开发，刘书征和老婆结束了在西安捡破烂的打工生涯，回了贾塬村老家，开发了可以住宿吃饭的农家乐，还卖书写字。我见到刘书征的时候，他正在家里堂屋里的书摊上写毛笔字。堂屋的三面墙上，挂上了贾平凹送他的几幅书法作品，还有他和贾平凹的合影。

　　因为小说《高兴》后来改成了同名电影上映，刘书征接受了很多新闻媒体的采访，还上了电视，成为了老家闻名遐迩的文化名人，干脆改名“刘高兴”。如今，借贾平凹的势，他后来上了大学的创作班，写了传记《我和平凹》，搭配着贾平凹的小说签名本《高兴》一起卖。

　　刘高兴的生意不错，形成了固定模式：两本书一百元，再和购书者合影留念。为了多赚一些钱，他还学起了老同学贾平凹，练习书法卖字：一幅书法根据大小，价格三百五百元，几年下来也卖了几万元。

　　“我和平娃就是鲁迅和少年闰土的关系，我当兵复员回农村，贾平凹上了西北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当出版社编辑，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我们的命运从此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不过，现在他送给我一个好的平台，我就在这上面讨生活，使劲地蹦跶。”

没有长开的身体

　　“我爱我的家乡，我也恨我的家乡。”贾平凹对家乡的心态复杂，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家乡这方水土养育了他：“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

　　“恨”是因为饥饿，吃不饱肚子。

　　和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家庭一样，生于1952年的贾平凹，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务农，共生养了3个孩子。贾平凹原名贾平娃，是家里的老大。弟弟贾再娃，妹妹贾红娟。按理来说，这样的家庭不应该吃不饱饭。

　　但当时的传统是大家庭过日子，吃大锅饭。贾家是大户人家，家里共22口人，上有祖母和父母外，还有三个伯父、伯母，再下面是17个孩子。这么多人，一起过日子，做饭是用的又深又大的桶子锅，能盛两桶水。贾平凹父亲的工资，也是交给母亲统筹公用。

　　“每天吃饭，按照传统的规矩，先给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后按照辈分排行长次排队盛饭。经常是先吃的人放下饭碗，后面的人还没有盛上饭。大凡好吃好喝的，各自霸占，抢勺夺铲，吃在碗里盯着锅里，添两桶水熬成的稀饭，放了一碗黄豆，那黄豆在第一遍盛饭中就被捞得一颗不剩。

　　“贫困年代，大家庭，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都为吃。山多、水多，地少，人口多，吃的都是包谷和玉米仔稀饭，要么是红薯、土豆，吃不饱肚子。村里食堂只有包谷和稀饭，母亲拿回家还要加上三大碗开水，全家人再一起喝。我很瘦，有一张稀饭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细细的脖子似乎老承负不起那颗大脑袋，我读书中的‘小萝卜头’，老觉得那是我自己。”

　　1960年，日子过不下去了。大家庭分家，五户人家各自单过。贾平凹回忆，“和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体制一样，日子贫穷又苦，维持这样多弊病的家庭，只能使人变作是狗、是狼，它的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

　　分家一户，日子还是难过。“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会被捋光了，泉池里是一筐一筐，石头压着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

　　贾平凹回忆，当时“全村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在那困难的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糁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糁和菜了。

　　穷人的孩子早懂事。每天放学回来，“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多给家里搞些可吃的东西。在外回家，手里是不空过的，有一把柴禾捡起来夹在胳膊下，有一棵菜拔下装在口袋里。我还曾经在一个草窝里捡过一颗鸡蛋，如获至宝拿回家高兴了半天”。

　　到了不上学的周末，或者是放暑假寒假，贾平凹还要去帮家里砍柴。农村做饭烧的是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冬天土炕取暖也要用柴烧。柴要到对面的山里去砍，分成两捆，每次80斤、100斤，走上好几里地再慢慢挑回来。

　　饥饿是难熬的，营养不良让他的身材没有长开。在接受我和诸多媒体采访时，贾平凹曾经反复提及，“我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等到后来，弟弟、妹妹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经济状况好一些了，所以弟弟和妹妹的个子都比贾平凹要高。

　　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贾平凹结束了学习，回到村子里当了农民。“我不是个好农民，因为个子瘦小，没有力气，干不了农活。我初中毕业后，在农村种了五年地。种地全是体力活，犁地、挖地，扬场，修水利渠沟，搬石头，背沙子，都是苦活。我干一天农活，男人十分工，妇女八分工，我只能拿三分工。一个工分是两毛钱，一个大人劳动一天，可以挣到两毛钱，我只能挣到六分钱，后来慢慢才给你涨到四分、六分。当时一个正常的妇女，劳动一天可以挣八分工。老农们全不喜爱我作他们帮手，大声叱骂，作贱。队长分配我到妇女组里去干农活，让那些气量小是非多，庸俗不堪诸多缺点集于一身的婆娘们来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

　　那段日子很难熬。

　　而命运又给了他无情的一棒。“文革”开始，在隔壁县城中学任教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押送回老家劳动改造。在那个讲究政治成分和出身的年代，扣在贾平凹全家人头上的那顶“大帽子”，导致他们在全村里受尽了欺负。

　　不过，在铁板一块的壁垒里，贾平凹硬是靠着坚韧和执着，给自己寻找了一个机会，找到了人生的出路。

　　那时候，搞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工程，当地修建丹凤苗岭水库，建设一个大坝，当地青壮劳力，都去了水库干活，用劳动挣工分。

　　“后来我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工地上需要一个搞宣传的，写字的，因为我当时字写得好，说你可以去。别人推荐我，但人家也没有啥下文，我听了这话以后，就主动去了。那天生产队长还不允许我去。”

　　贾平凹不愿意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儿劳动，他从家里拿了一些干粮，跑到水库主动干了三天活。

　　“我没啥力气，工地的活儿特别累，挖泥挑沙搬石头，搅拌混凝土浇大坝，费体力，特别苦，要从平地扛石头，搬到大坝上。每天要扛够多少立方，才能挣到工分。一天干活下来，浑身累得像散了架，胳膊和腿酸痛，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一躺下就睡得昏天黑地。”

　　后来，他在工地指挥部，给领导毛遂自荐，自己会写毛笔字，可以在工地上刷标语。指挥部的领导同意了，他开始在山崖的大石头上，手拎油漆桶，写上 “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红色的宣传标语。

　　活干得出色，指挥部的领导觉得贾平凹能吃苦耐劳，老实听话，勤快，字写得不错，就让他在工地上办油印宣传劳动简报。在工地上终于能够吃饱饭了。贾平凹干活很卖力，一个人负责采访写稿，编辑刻写、油印发行，再通过广播喇叭念自己写的新闻稿。

　　“当时陕西省只有一份报纸《陕西日报》，我就模仿人家那口气来写，当时版面还要特别活跃，你不能老刻一样的字，比如仿宋体，或者是隶体，这些都是当时学的，而且标题要变化的，还要为了丰富版面学画画。我干这工作干得特别认真，那时天都黑了，我还趴在门外面刻蜡版，连夜印，所以好多人就说，这小孩干活特别踏实，对我印象特别好。”

　　照着省里的日报学习，他也办了一版副刊。自己绘画、插图，还开始学着写诗歌。白天他认真工作，晚上就在工地宿舍里不停地写作，诗歌、散文，什么都写，慢慢积攒了很多，写满了笔记本。

　　领导觉得贾平凹做事踏实认真，也有一定的文化和才华。

　　1972年，大学复活准备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上大学不用考试，完全看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按照比例下放录取名额，由大队书记确定人选，公社复审、县里最后确定通过。

　　贾平凹通过爱情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水库工地上和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女孩好上了。女孩是公社干部的女儿。后来，他们一起被公社推荐到了丹凤县招生办公室。但当时分配给他们公社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名额，而且还是“火箭专业”。贾平凹闻讯傻了眼:“当时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是初中二年级毕业的，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后面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现在造火箭，这咋办？”

　　后来，县招生办的领导帮了他，把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名额调整了过来。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名额只有一个，他那个善良的女朋友，主动放弃了机会，将那机会让给了心上人。19岁的贾平凹就这样走出穷山沟的农村，到了西安读了大学。

　　上大学后，贾平凹与女孩保持着恋爱关系，谈了两年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落差，和其它种种原因，两个人遗憾地分手了。后来，贾平凹在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浮躁》里，把那个善良的初恋情人的形象和性格，变成了女主人公田英英，永远留在了青春记忆里。

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

　　上大学改变了贾平凹的命运，让他留在了西安，变成了城里人。

　　上大学的三年，对贾平凹来说，是自卑和羞怯的。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岁月：“1972年4月28日，汽车将一个19岁的孩子拉进西大校内，这孩子和他的那只破绿皮箱就被搁置在了陌生的地方。这是一个十分孱弱的生命，梦幻般的机遇并没有使他发狂，巨大的忧郁和孤独，使他只能小心地睁眼看世界。

　　“他老是低着头，走路的样子很滑稽，一个极大的书包，使他的一个肩膀低下去，一个肩膀高上来。他是一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乡下人，学识上的自卑使他敬畏一切人。他默默地听同窗高谈阔论，旁人的议论和嘲笑并没有使他惶恐和消沉。一次，政治考试分数过低，他将试卷贴于床头，让耻辱早晚盯着自己。

　　“冬天，他的被子太薄，长长的夜里他的膝盖以下总是凉的，他一直蜷着睡。这虽然影响了他以后继续长高，却练就了他聚集内力的功夫。他只是什么书都看，看了就做笔记，什么话也不讲。因为一次献血，他患了一场大病，住上了单间。有了不上操、不按时熄灯的方便，文学创作活动由此开始。”

　　能够上大学不容易。大学四年，贾平凹的床上只有薄被一床，冬天寒冷，夏天没有蚊帐，蚊子叮咬厉害。贾平凹知道家里拿不出钱供给他，只能靠文学写作赚来的稿费，让自己吃饱饭。他所有的营养，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刚进大学的时候，贾平凹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校报上，那是一首写给父亲的诗，这是他变成铅字的第一篇文章。

　　“现在看它啥也不是，但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从此以后，搞创作的兴趣就来了。”

　　1973年8月，贾平凹的文学处女作《一双袜子》，在《群众文艺》上公开发表。这篇革命故事，是他和同学冯有源合作写的。这篇故事发表后，他的写作动力被唤醒了，接连写了许多文章，向全国各大媒体投寄自己创作的作品。

　　“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涌回我那6平方米。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子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贾平凹回忆说。评论家、《小说评论》杂志的主编李星回忆，1970年代初，作为编辑的他经常见贾平凹投稿，字写得很好看。当时贾平凹在西大中文系上学，经常一投两三篇，投稿信里还总有这句：“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采用，感激不尽。”

　　每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发表，四角五分钱的收入，改善一下生活，可以去边家村食堂买一碗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吃。

　　1975年的9月他毕业了。离开校门时，他依旧提着那只破绿皮箱，走向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按照原来的约定，这批工农兵大学生，是要回老家工作的。

　　“原则上从哪里来，将来毕业还要回去哪里去。比如你从学校来，那么你毕业了就回去学校教书，你从工厂来，毕业了就继续去工厂工作；你从报社来，就抓紧新闻方面的训练，回去了就再去报社上班。我从农村来，毕竟读了大学，不可能回家继续当农民。我大量同学回去以后就当老师了，当时学校初步决定把我分配回去，县上我估计还干不成，只能到当时公社中学去当老师。”

　　大学的实习工作经历救了贾平凹。“在我大学毕业前，我一共发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新闻稿子，因为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实习过，给人家看过稿子，在他们的一个刊物当过业余编辑，当时编辑部领导同志对我印象特别好，他就直接到学校把我要走了。”

　　贾平凹就这样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在那儿当了五年编辑，通过乡党认识了在省艺校进修的前妻韩俊芳，她当时在家乡县剧团，唱秦腔，两人同来自棣花，算是一个公社的老乡。最后走到了一起，成家立业。

　　他一边当杂志编辑，一边写作。后来他当了《美文》杂志的主编，写作和作家反而是业余工作。为解决韩俊芳从老家调到西安团聚的工作，最后他调到西安市的《长安》杂志社当编辑。多年以后，贾平凹对我当面感叹：“所以人生命运无常，关键时候，就发生好多很奇怪的事情。大学毕业以后，如果出版社不要我，分到出版社，把我又回到乡下学校里去，那以后也可能搞创作，但是再回城，太费劲了。”

　　贾平凹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农村，留在了省城西安发展。

　　他在小说上成名，是靠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当时出版社叫我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到了那里，和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上。”

　　在文学创作上，贾平凹和当时社会上盛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截然不同，他满怀感情地书写家乡商州在改革开放以后，书写土地承包制实施后，家乡父老乡亲终于可以吃饱饭，农村土地上一片欣欣向荣发生的变化。

　　“从1980年左右，我就开始回老家进行采风。我觉得在文学创作上应该有一块写作的根据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乡,一个县一个镇的实地考察走了一遍，毫无目标地走村串镇,饥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感受,非常地快乐。

　　我把探访和所见所闻，故乡的人和事，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写成了《商州初录》，结果小说在《钟山》杂志发表后，反响很好，好多作家、评论家纷纷给来信，表示祝贺，说是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文学道路。我就又跑了几次商州，又接着写了《商州再录》和《商州又录》，长篇小说《浮躁》和《商州》，和后边的一系列关于商州的小说、散文。”

　　家乡商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贫瘠又异常美丽。“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面对故乡的贫穷、落后与肮脏，他并不为耻，而是“十分感谢我身下的这块土地了。黑色的土具有五颜六色，它给了我一点淡淡的绿；我梦想着那花果的红艳，我得加紧着崛进我的根。”

　　贾平凹很高兴地看到，改革给家乡面貌带来的变化。“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古老农村难得的一段欣欣向荣的时期。

　　贾平凹全心全意，歌颂着故乡农村的点点滴滴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一片蓬勃向上的气象，我有深切体会，我主动地积极地欢呼和歌颂。我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

　　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山地笔记》、《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商州》、《天狗》等作品，人物纯朴、善良，格调清新、明丽，切合着当时家乡农村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

　　这时期的文学创作，让贾平凹站到了中国一线作家的阵容里。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腊月·正月》获得了1984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浮躁》获得了1987年的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散文《爱的踪迹》获得了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奖。（特约记者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