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心深处的悲怆 化为音符-凯发会员官网

电话那端，传来傅聪夫人patsy的声音，低低的，却沉稳：“我在教琴，可否过一会儿再通电话？”那天是2020年12月31日，傅聪走后的第三天。

　　我知道她会挺过去的，各地问候的电话不断，吊唁的电邮如雪片飞来，她要处理的事务太多了，相依相守数十载的伴侣骤然离世，难免哀伤欲绝，但是，对音乐的尊崇，对艺术的大爱，仍然要继续下去，为他， 也为自己！于是，她收拾心情，让哀思伤痛化为一片乐韵琴声，在传授下一代的庄严任务中，向钢琴诗人寄予至恳至切的祝祷！

　　我也深信，傅聪虽然不幸让新冠病毒夺去生命，他并没有离开，他永远都在，活在我心中， 活在全世界热爱音乐、热爱文化，能明辨是非，有独立思想，俭朴纯真，怀有赤子之心，即一个大写之“人”的心目中！

“我心里有几十只小鹿呢！”

　　不过是几个月前， 还在疫情之中向傅聪傅敏分别致候，得知他们安好，心头放下大石。谁知道事情竟然会如此逆转？

　　四十年的友情，像一棵繁茂的绿树，怎么就这样突然枝断叶萎，令人神伤！回忆1980年农历大年初一， 我因为要研究傅雷，从巴黎渡海到伦敦去拜访傅氏昆仲，当时慑于傅聪的盛名，不免紧张，对他的了解也不够，只知道他是名闻遐迩的钢琴家， 还以为他早年去国，也许跟父亲没有那么近，直至后来阅读了傅雷写给他的许多书信，才开始了解父子之间的似海亲情，傅雷对傅聪的期许之深，爱护之切，的确世上难见！一封封信经前苏联辗转寄到英国，书传万里，载满了几许关怀与思念！这批家书，包括傅雷写给当年儿媳zamira的英法文信，承蒙傅氏兄弟对我信任，相识不久就嘱我把这些信件翻译为中文。

　　1982年初， 傅聪来港，因为翻译傅雷家书的事来电相约，我们在他半岛的房间见面。交代完要办的事之后，他的话就滔滔不绝而出， 记得他含笑说：“你上次来我家，留下了一顶黑色的beret，帽子一时不见了，一时又出现了！”说得那么随意，就像是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使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他一旦说起了头，就一直说下去，我根本不需插嘴，而绝无冷场。艺术家的热情，爽朗，纯真，不矫揉造作，直叫人暖透心底。虽然是第二次见面，他却跟我吐露了许多肺腑之言，大概有真性情的人， 不再受拘于虚伪的客套，更无需在世俗的外围兜圈子，在适当的时地， 三言两语，就可以直扣胸臆， 触动心弦的。

　　这以后， 傅聪多次来港演奏，每次他必定为我留票，相约晤面。记得一次又一次听完演奏后，去后台找他，总见到他换好唐装，点上烟斗，一个人静静坐着，默默思量，脸上的汗水涔涔流下。我曾经问过：“你每次上台演奏，会不会紧张？”“当然会啊！人家说心里小鹿乱撞？我心里有几十只小鹿呢！”多年后，我看到别人对他的访谈，他说：“每一次音乐会， 对我来讲， 都是从容就义”。试想一个毕生奉献音乐的虔诚信徒，每日练琴十小时以上，深信自己“一日不练琴，观众就会知道”的钢琴家，数十年来演奏过千百次的老手，居然把每次上台，当作一次“从容就义”，而不期然透显出一股悲壮的激情，怎不使人听了既叹服又心疼？不但如此，每次演奏后， 尽管观众反应热烈，如痴如醉，问傅聪自己， 他总是眉头深锁，长叹一声，几乎没有一次感到满意的。

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傅聪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音乐，他极为谦卑，自甘为奴，以勤和真来悉心侍奉。他一辈子的生涯，就处于勤奋不懈、永远追求的状态，活得十分辛苦。在家里，他像是个中古世纪的修道士，常想躲在一隅，专注音乐， 不问世事，偏偏又古道热肠，对世态炎凉感触良多，对真理永远执着，难以排遣；在途中，他又像个摩顶放踵的苦行僧，每次演出，往往在演奏前一天才到达当地，行囊未放，已经急不及待去练琴了；演出当天，继续练琴，上台前不吃晚饭，演出后精疲力尽；第三天又匆匆踏上征途， 从来没有时间去游览或松弛。这样的日程， 周而复始，贯穿了他的一生，使他承受着无比的压力，却又永不言弃。

　　傅聪的真，体现在他对音乐的追求，也体现在他为人处世上。他从来不会敷衍伪装，也从来不说假话。《傅雷家书》于1981年初版，1984年增订版中，收编了我翻译的十七封英文信及六封法文信。虽说只有二十来封书信，当初接手这任务时，也的确战战兢兢，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这是翻译大家傅雷的家书，要讨论傅译容易，要着手译傅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必须通读全书，细心体会，悉力揣摩傅雷的文风， 才能把他的英法文还原成中文。所幸这一次的尝试，得到了傅聪的嘉许，他说：“你翻译的家书， 我看起来，分不出哪些是原文，哪些是译文”。他的这句话，是我这辈子从事翻译工作所得最大的鼓励，我一直铭记在心，直到今天。1996年， 傅聪重访波兰，发现了当年傅雷致傅聪业师杰维茨基教授的十四封法文信，这批信又于次年交在我手上。信中的措辞是非常谨慎而谦恭的，礼仪周到，进退有据，因此翻译时需要格外小心，以免不符傅聪的要求。这批信是参考傅雷致黄宾虹书信的体裁翻译的，完稿后傅聪说：“啊呀！怎么你还会文言文啊？”一句肯定，就将所有的辛劳一扫而空。1999年梅纽因去世，遗孀狄阿娜夫人将一批傅雷当年写给亲家的法文信件交还傅聪，这批信件内容丰富， 除了涉及两家小儿女的闲话家常之外，也包含了不少对人生的看法及对艺术的追求等严肃的话题。收到这第三批信时不由得心中琢磨，家书用白话来翻，杰老师的信用文言来译， 这批信又该如何处理？就用文白相间的体裁吧！谁知道初稿完成后，傅聪一看并不满意，他可不会客气：“这语调，又不文又不白， 怪怪的！”结果，我得努力揣摩傅雷致友人如刘抗等人的书信，以一松一紧，骈散互济的方式， 取得了文白相糅的平衡，九易译稿之后才拿给傅聪看， 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

　　傅聪最讨厌的是虚伪客套。 1983年，香港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给他，我应邀观礼。典礼之后，在茶会上一大群人围着他索取签名合照，令他不胜其烦，结果他干脆谁也不理，索性避开了人群，拉着我躲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过一阵要去见一个什么闻人，那人到底怎么样？说时像小孩怕见大人似的，一脸尽显童真。

　　对傅聪来说，俗套的仪式， 例如众人聚集在公众场所高唱生日歌教他受不了，一堆乌合之众不分是非黑白的群体愚昧更让他深恶痛绝！然而在私人的场合，谈得来的朋友之间，他是毫无保留，真情流露的。有一回，在晚餐后同往酒馆聊天，饭饱酒酣中， 他忆起了少年往事，说到十七岁时从昆明返回上海，沿途历经一月，困难重重，不知接受了多少善心人士的义助，才得以返家，说到激动处，不禁热泪纵横，难以自抑！当然，多年相交，开心见诚时，也曾看过他最真诚，最坦然， 如赤子一般的笑容，连他自己也说：“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儿哭哭啼啼，没有这回事，我笑的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见《与郭宇宽对谈》）

以最佳的演出向父亲致最深的怀念

　　1989年中，当时我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想到再过两年就是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也是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了，何不邀请傅聪来举行一场傅雷纪念音乐会筹募基金， 以推动翻译事业？话虽如此，学会是个毫无资源的民间学术机构，怎么请得起钢琴大师傅聪呢？这事必须他答应义演才行。于是，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写信征求傅聪的意见。1990年初，傅聪来电， 表示1991年他决定来港演出纪念音乐会，义助香港翻译学会募款。当时一听，不由得惊喜交集，喜的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意念，原本有点像天方夜谭，居然得以如愿； 惊的是自己虽喜爱音乐，但毕竟不是内行，要在无兵无将无财力的情况下去筹办一场募款音乐会，简直有点不自量力。但是为了不负傅聪的信任，还是决定订下了最大的场地文化中心音乐厅，并坚持楼上楼下2019个座位齐开，以期达到最盛大的效果。为了配合音乐会，我们同时举办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展览会， 将傅雷生平的手稿、家书、生活照片等等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展出，是为海内外傅雷生平的第一次布展。10月24日，傅聪傅敏二人，一个来自台北，一个来自北京，于同日抵港。难得的是傅聪，10月29日才是演奏的日子，为了参加连串纪念活动，他居然提前五天来到，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于是，我这主办者也就因此有机会贴身全程参与了他在演奏前悉心准备的过程。

　　24日在启德机场接了傅聪，一到旅馆，曾福琴行就把练习用的钢琴送上房间，音乐家也就马上进入情况。随后的几天，他除了天天练琴，一律保持低调谢绝采访。那几天杨世彭执导的话剧《傅雷与傅聪》恰好在香港上演，傅聪于首演当天在启幕后悄悄进场，散场前静静离开。至于傅雷纪念展览会，他也是在开展前默默去参观的。那些天， 他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在音乐上，誓要以最佳的演出向父亲致最深的怀念。演出前，我陪他去文化中心查勘场地，那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程序，傅聪要求的是一架音色最佳的钢琴，一个技术最好的特定调音师， 一张最合适的琴凳，琴凳的倾斜面必须合乎某个角度，记得那天琴凳怎么都调校不妥， 一时情急，我还得速召外子从家里送个垫子来。10月29日的纪念音乐会， 终于在全场满座的盛况下顺利演出。音乐会后，兄弟二人终于可以松口气， 坐下来慢慢谈心了。傅聪对傅敏说：“要记得，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正义感却不可一日或缺！”

　　这场音乐会，为翻译学会募集了数十万款项，成立了傅雷翻译基金，并支援了学会往后几十年的运行与发展。尽管如此，举办之初， 仍听到一些目光欠缺的会员说，“翻译学会办翻译活动也罢了，搞什么音乐会！”他们哪里知道，傅聪以音乐来纪念父亲，是含有多重意义的。其实，只要真正了解《傅雷家书》的价值， 就可以明白在对精神领域的追求上，傅雷与傅聪二人完全如出一辙。《家书》不是普通父子之间的闲谈，而是“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他们畅谈艺术， 纵论人生，而他们毕生从事的工作——文学翻译与音乐演奏，无论在形式或内涵上都彼此类同，再没有其他艺术范畴可以比拟！前者以文字表达原著的风貌，后者以音符奏出乐曲的神髓， 翻译者对原著的倚重，恰似演奏家对乐曲的尊崇，两者在演绎的过程中，都有很大的空间去诠释，去发挥，但必须有一定的章法和依据，不能乱来。翻译家的自我，就如演奏家的个性，傅聪曾经说：“真正的‘个性’是要将自己完全融化消失在艺术里面，不应该是自己的‘个性’高出于艺术。原作本来就等于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须完全献身于他”（见《与潘耀明对谈》）。在这一点体会上，傅雷与傅聪完全是心灵相通的， 他们父子二人， 走的是同一条路！

　　在1992年跟傅聪所进行的访谈录《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中，他坦承父亲性格中的种种矛盾，如愤世嫉俗而又忧国忧民；热情洋溢而又冷静沉着，以及毕生历经的多重痛苦与磨难， 似乎都由他承受下来了。傅雷处事冲动，傅聪指着自己那张俊脸上唯一的缺陷——鼻梁上的疤痕，回忆起童年旧事：“他在吃花生米， 我在写字，不知为什么，他火了，一个不高兴，拿起盘子就摔过来，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给送到医院去”。傅聪认为自己也常常冲动，他曾经对我表示，“我的名字音对了， 字不对，我该叫做傅冲，林冲的冲， 不是聪明的聪！”这固然是他面对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个人的，家庭的， 中国人良知的包袱而压得透不过气来时的感喟； 然而在沉静下来时，却又人如其名——“听无音之音者谓之聪”（《淮南子》），其实他内心深处笃信的，是不必宣诸口却永远存在的真理，一种“larger than life”的至高境界。

最擅长演绎肖邦的钢琴家

　　1998年，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立五十周年，为了庆祝金禧并筹募款项，当时的院长梁秉中教授嘱咐我邀请傅聪来港演出。傅聪如约前来，演奏会所选的曲目完全是肖邦的作品，包括最为人乐道的《二十四首前奏曲》。如所周知，傅聪是最擅长演绎肖邦的钢琴家，两人不但性情敏锐，天生气质相同，并且都历经过离乡别井的哀伤，对故国的思念同样刻骨铭心。傅聪曾经说过：“肖邦好像我的命运”， 而他认为《二十四首前奏曲》是肖邦音乐中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练习起来，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然而我清楚记得，当晚在文化中心的演奏，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傅聪自认为满意的演出；后台里， 也第一次见到他笑容满面，如释重负的神态。音乐会后新亚书院在半岛酒店设宴庆祝，餐桌上，傅聪与金耀基教授分别坐在我的两旁，一左一右燃起了两支烟斗，两位智者谈兴甚浓，隽永机智的话语，在烟雾缭绕中来回飘送，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笼罩在二手烟下竟也其乐融融！

　　因为那次演奏，我在1998年夏曾经去伦敦造访傅聪，请他提供一些近照和简介，他居然面有难色，一时里不知道如何去找，结果好不容易在钢琴底茶几下翻出了几张照片塞给我。他对身外之物从来都不放在心上，他说因为经常去各处演奏，返英时带回一大堆不同国家的钞票硬币，统统放在纸袋里，丢在衣柜中。有一回patsy收拾房间， 看到柜子里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袋，还以为是废物，一把丢到垃圾桶里去。尽管如此，他那天倒是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有一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hermann hesse) 谈论他音乐的文章，颇有价值，希望我有空时可以翻译出来，这就是我于2003年发表的《黑塞“致一位音乐家”》。

　　1960年，当时83岁的黑塞，通过电台收音机偶然听到了时年26的傅聪所弹奏的肖邦。一听之下， 大为激赏，忍不住写下“太好了， 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字句。他认为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钢琴家所奏的肖邦是个奇迹，使他“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马略卡岛的甘霖，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息”，对他而言， 这“不仅是完美的演奏， 而是真正的肖邦”。他更认为傅聪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 由一只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使聆听者“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其实， 黑塞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曾经印了一百多份， 分发给知心朋友，希望能这样把讯息辗转传到大约在波兰的傅聪手中。结果，黑塞于1962年就去世了，直到傅聪在70年代初重返波兰时， 才由一位极负盛名的乐评家给了他这篇文章。 因此， 黑塞与傅聪，一位是心仪东方精神文明的文学巨匠，一位是沉醉西方古典音乐的钢琴大师，两颗热爱艺术的心灵， 就如此凭借肖邦不朽的传世之作，在超越时空的某处某刻，骤然邂逅了！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原是不分畛域，心神相融的，两人因而成为灵性上的同道中人， 素未谋面的莫逆之交，成就了一桩传颂千古的艺坛佳话！

　　傅聪虽然与肖邦气质相近， 弹肖邦就像肖邦本人在演奏一般，但是这成就却得来非易，钢琴家除了长年累月勤于磨练之外，还悉心研究作曲家手稿， 并到肖邦故居的旧琴上依稿揣摩。傅聪弹奏其他心仪作曲家的作品，如莫扎特、德彪西、舒伯特等，也一概如此，这就跟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之前致力吃透原文，又何其相似？钢琴家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导致他的手指在中年后患上了腱鞘炎而痛苦不堪，我曾经在他演出前，于旅馆中帮他把撕成细条的药膏帖，一条条小心翼翼贴在他十个手指的四边，那时方才明白，原来止痛药膏帖是不能整张团团贴在手指周围的， 因为这样会减低手指的弹性，影响演出的效果。傅聪多年来一直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状态中练琴及演出，因此，他自认为满意的一场表演，就成为难能可贵的千古绝唱了。几年前我把这场演奏的录音带交给傅聪的忘年知音陈广琛，最近听说他正在积极筹划整理这个录音，希望能通过有心唱片公司的合作， 让它得以现代化的方式重见天日，假如真能成事， 广大的乐迷可就有福了。

离开，天国重逢

　　傅聪当年由于父母的培育和熏陶，在热爱音乐之余， 也喜欢诗词歌赋，更钟情地方戏曲。2008年6月， 白先勇监制的《青春版牡丹亭》远赴英伦演出，我特地从中为傅聪安排了抢手的戏票。傅聪全家都去看戏， 一连三天，非常投入。傅聪与白先勇这两位原本相识的性情中人，在音乐与文学上各领风骚的杰出大师， 就因此在伦敦的剧院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而喜相逢，为演出成功的愉悦而留下了难得的合影。白先勇曾经说，他之所以写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文字”，那么，跟他意气相投的傅聪毕生努力所致的， 岂不就是要“将人心深处的悲怆转化为音符”？

　　2013年10月27日，傅雷伉俪自1966年在“文革”中以死明志以来， 经历了四十七年的漫长岁月，终于由有关单位在浦东墓园举行安葬仪式。那天傅聪跟儿子儿媳以及傅敏夫妇来到墓前行礼致敬。自公墓移出的小小骨灰盒仿佛有千斤重， 从傅氏兄弟二人的手中缓缓垂放鲜花围绕的墓穴中。傅聪的背影微驼， 步履沉重，毕竟是望八之年了，然而更沉重的应是他内心深处的伤痛。墓旁朴素的灰色碑石上刻了两行字：“赤子孤独了， 会创造一个世界”， 这是傅聪所选傅雷的话语，他坚持在父母的墓碑上， 不能安置浮夸的雕龙饰凤。如今， 傅聪自己亦已大去，不知道是否已与父母在赤子的另一个世界里重逢。

　　12月31日，致电北京问候傅敏伉俪，夫人哲明告诉我傅敏在服药之后， 情绪方才稳定下来。12月28日白天得到英伦消息，说傅聪仍在医院留医，但到当天晚上将近午夜时分，傅敏突然哀恸不已嚎啕大哭，说怕哥有不测！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傅聪不幸于28日下午3时许逝世，北京伦敦两地时差八小时，正好是傅敏悲从中来的时刻！兄弟二人，手足情深，虽相隔万里，冥冥之中仍心灵相通，难舍难离！傅聪弥留之际patsy与次子凌云都守候身旁，他临终时说了两句话：“我想傅敏， 我想回家！”

　　傅聪曾经说过，音乐的奇妙，是“能把全场的人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见《与华韬对谈》）， 他更说过理想境界永远无法达到，世间没有完美，恐怕唯有死亡， 才能臻完美。如今， 他已以86年的岁月，在滚滚红尘里人琴合一，自淬自励，咽下生命的苦杯，酿出救赎的甘醇。百年一遇的一代钢琴大师，从此安然回到天家，留下清越琴声美妙天籁，抚慰一代又一代世人悲怆的心灵！（撰稿 金圣华）（作者为香港著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