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幽寻秘 刺桐夹道花开新-凯发会员官网

　　十年前，83岁、祖籍泉州的余光中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在数着脚步走过阔别已久的洛阳桥后，他写下了一首堪称“泉州版《乡愁》”的长诗。开头的四句，是：

　　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

　　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

　　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

　　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

　　泉州，上古为百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立闽中郡，泉地归之，闽越族酋长无诸所领。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在今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士族大批涌入。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置南安郡作郡治。

　　余光中《洛阳桥》里的刺桐花，可谓借物喻城。五代时期，割据闽南的留丛效扩建泉州，遍植刺桐，此地遂得“刺桐城”的别号。而由北宋名臣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阳桥，跨泉州湾洛阳江入海口，素有“海内第一名桥”的美誉。桥下曾经碧波荡漾，而今却是万亩红树林，远远望去，飞虹浮在绿云上。

　　相传，洛阳桥的月光菩萨像，眉心尝嵌夜明珠一枚，为北宋番国捐赠。每逢月圆之夜，夜明珠便能照亮半个江面，过往船只遥遥可见。回想旧往“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澎湃气象，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奇，近在眼前。

　　2021年7月25日，亦即余光中重临故土十年过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中国世界遗产项目的总数，已达56处。

　　大会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等），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是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必系泉州。南宋时期，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激增到60个以上，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身为海上丝路的起点城市，泉州见证着“一个海洋帝国”的辉煌，见证着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毫无疑问，“刺桐夹道花开新”的泉州是迷人的。而它之所以如此迷人，在于其面貌的双重性：世界的泉州，民俗的泉州。

　　“异域”与“乡土”的概念，恰蕴于花色鲜艳、生命力旺盛的刺桐所代表的那种意象里——对立与统一、持恒与绽放。

万神聚：“世界宗教博物馆”

　　日本nhk电视台制播的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1988年4月首播，“new age”的大神“神思者”（s.e.n.s.）配乐。第11集 《帆船驶向海之都》，一曲“海神”响起，解说娓娓道来：泉州湾的入口处，有一座六胜塔。当地人说，以前用油点着灯，现在，里头没有点灯的痕迹啦。但塔本身仍高高地矗立在海岸线上，成为了往来泉州湾商船的重要标识。……六胜塔的对岸呢，有保留着浓厚往日样貌的港口。……马可·波罗惊叹，“在这里，远道而来的印度船只装满了各种奢侈品，名贵宝石，以及珍稀的硕大的珍珠等，一艘接着一艘。从贸易额来看，刺桐城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

　　镜头继而一转，关帝庙内，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边念着祈愿，一边把筊扔在地上占卜——若显示一阴一阳，则为“吉”；两面皆阴，则为“凶”。为了出海捕鱼的丈夫或儿子的安全，她们会连续地掷筊，企望上苍降下“大吉”之兆……

　　在泉州，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存在，通过家族和庙宇的各类祭祀、宗教活动，其与每个人缔结了血肉的关系。若以鲤城区西街（西街，相当于古泉州的根脉）的开元寺为中心，向西，基督教泉西堂与佛教开元寺隔街相望；向南，有供奉妈祖的天后宫、涂门街关帝庙、古清净寺；向东，有承天寺、元妙观和中山路泉南堂等；方圆一两公里范围内，本地先贤、佛教、道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各路神仙应有尽有，且相安无事、一派融洽（跑远一点，还有摩尼教等着你）。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开元寺天王殿内的一对楹联如是言道。此联为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所撰，1925年，在此驻锡的弘一法师重新手书。值得一提的是，寺内大雄宝殿梁、柱衔接的部位，共有24尊迦陵频伽，人首鸟身，持箫、琵琶等不同乐器，又偏有状如基督教天使的翅膀，十分“混搭”。总之，满街圣人、满街香火的泉州，的确容易让初到的游客大感新奇。在人们的印象里，21世纪居然还有一个保留着恁般浓厚、庞杂宗教文化的中国古城，委实有趣。

　　宋元泉州的商业社会，与形形色色番国来客的“面对面交往”，使得这座城市形成了一个欢迎不同文化碰撞、交汇的兼容空间；而“外国侨民若是之多”，俨然一股巨大的势力，又给泉州带来了各种外来的宗教。中与西，日月并行；新世诞，万神聚也。

　　罗马教皇派遣到泉州的主教安德烈·佩鲁贾，在寄回欧洲的信里写道：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于刺桐城捐资，修建了一座大教堂，亦为维持教堂开支而解囊。佩鲁贾说，作为传教士，他可以在刺桐城自由传道。这里还居住着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侨民，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

　　佩鲁贾不是“过客”。1332年，他在泉州去世，并在泉州下葬。他的墓碑，现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并曾于1992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上展出。

　　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推动泉州化身一座“世界宗教博物馆”。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认为，佛教与道教的融合愈发成熟，理学则进一步促进了儒释道的合流。此外，在泉州，一些教义差异甚大的宗教之间，也出现了融合之势。王铭铭更于《刺桐城》一书中列举了泉州祠、庙、坛的组织，以及祭祀的详细情况。指出，至明清时期，在理学官方化的影响下，泉州的仪式和空间象征，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并以此营造出朝廷意图中的正统。

　　朝廷在城里设立铺境制度（“铺”，官方认可的基层行政组织；“境”，基于共同信仰和祭祀传统的民间空间）；城市的“坛”（山川坛代表皇朝的“自然君权”，社稷坛代表国家，厉坛是惩罚的戒律），用来与外界、上天等交流，无不说明了“帝国秩序”的确认之前，敬畏鬼神、亲近宗教的土壤，重领域、重归属、重人情的氛围，其实自古以来就是泉州独树一帜、尤显突出的文化特点。

绮丽谭：生死去来，棚头傀儡

　　“傍晚，趿拖鞋摇葵扇，逶迤两三步去东西塔下纳凉。凉茶摊，扁食担，碧绿的盐水桃儿，浇了红糖浆的热豆花三分钱一碗。”诗人舒婷的《籍贯在泉州》一文，是这么怀念“好时光哪”的。

　　来泉州，最好能像舒婷一样，喝手制的新茶，吃家传炒米粉。筷子向宴席上的龙虾鲷鱼英勇出击，心里寻思着大排档的牛肉羹烧肉粽元宵丸。然后出门了，古厝茶馆的院子，麻石条铺就的天井四四方方，木香花顺着廊柱繁茂攀援，和罗汉竹一起遮掩天井半边天。两旁回廊里，雕着梅兰竹菊的老屏风下有竹椅围的茶几。泡一壶茶，晴天可以赏花望天任由清风拂面，雨天可以凭栏听雨坐看四水归堂。讲古的先生，神采飞扬地拿着书念，情至酣处，抑扬顿挫，仿佛吟唱。说到吟唱，丝竹相和、执节者歌的南音，至今保留着唐代以前的古老唱腔，是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中原古乐与久远的“河洛语”亲密接触后的产物，催人若醉——当然，对门外汉而言，那些个《山险峻》《出汉关》《共君断约》《因送哥嫂》……或许催人若眠，晕晕乎乎头皮麻。

　　还有梨园戏。还有提线木偶。啊，最带感的，便数这“悬丝傀儡”了！兴于唐，盛于宋。木偶小小躯体上，少则16根、多则30余根纤细的提线，全凭艺人十指牵动。泉州的老百姓习惯把木偶戏唤作“嘉礼戏”，“ 嘉礼”，指隆重嘉会中的大礼。古时，泉州之民间婚嫁、寿辰、新屋奠基等庆典活动，都须邀请艺人表演提线木偶戏以示大礼。至于“以丑为美”、丑角演员诸多动作cosplay提线木偶的高甲戏，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模仿水泊梁山英雄的武打表演，其一招一式看似机械，实质蕴含了机灵和搞笑的成分。

　　傀儡似人又非人，因而微妙地徘徊在“恐怖谷理论”的边界，好玩兼怪异。押井守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无罪》，充分发扬这“好玩兼怪异”的style，以“傀儡谣”贯穿始终，气质妖媚、诡谲、悲戚，可明显看出大受中国传统文化、闽南情韵的启发。盖因傀儡谣的歌词，与日本神道教巫女祭祀时用的谣词出自同源，曲调刻意模拟古腔；而回溯幕藩体制青睐的“新神道”产生的先决条件，是佛教与儒家学说攻略东瀛：公元5至8世纪，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百济转入日本，逐渐扩张；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迅速发展，日本学者吉川惟足吸收儒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朱熹理学，创立了神儒调合的吉川神道。所以，脱胎于神道教祭祀曲的傀儡谣词，优美凄楚处，颇有楚辞之致；禅机暗涌处，又见汉传佛教的哲思。电影里无所不在的汉字、建筑屋脊上的剪瓷雕、杂糅了闽地妈祖信仰、三太子信仰（哪吒信仰）的祭祀活动，更让观众目不暇接，思绪的一头牵挂着“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另一头则干脆穿越时空阻断，跃跃欲试地准备着一场窥探泉州深巷的冒险。

　　总是觉得，杏花春雨的江南小巷，姑娘撑着一把油纸伞袅袅娜娜，丁香的气味。倘若场景变幻成夕暮时分闽南的幽幽古巷，那么尽管枝头的含笑花苞润如玉，下一秒，天光或许立时黯然销魂，伴随着不知何方传来的、影影绰绰的伶人的念白，你的小心脏呀，扑通扑通跳，瞬间脑补出《搜神记》《酉阳杂俎》《玄怪录》的场域——缥缈无常。寻觅；沉沦；惘然……微醺。

　　一阵风来，清凉的、咸咸的。是海的消息。突然间，人醒了。

游丝路：“国际友人”变“居民同志”

　　犹记经典游戏《大航海时代ⅳ》，女提督李华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把四个仓库的陶瓷器运往泉州，抵达目的地后，亦可购买到茶、丝绸、大黄。而历史丰饶瑰奇、鱼龙混杂的事实，将远超玩家的想象：

　　1974年泉州湾后渚出土的宋代古船，载有原产于印度西海岸、贵比黄金的胡椒，被称为“欢乐阿拉伯”的示巴王国的特产——乳香，相传为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献给中国皇帝的东南亚的玳瑁，等等。表明货主姓名的货牌上，写着“亚喱”（阿里）的，推测是个阿拉伯人；写着“山中”的，大约是个日本人吧。

　　1987年被发现的、大名鼎鼎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估计货物总数可达8万件，若干历史学家不免欣喜若狂，称其为“海上敦煌”。琳琅满目的船货里，不少品种（如铜镜）是首次发现。大头依旧是瓷器，囊括了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建窑及浙江龙泉四个著名的窑系，其中一些有鲜明的异域风格。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的海岸线均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商贸互通。

　　海上丝路发达，泉州熙攘繁盛。跨海而来者，渐渐从“国际友人”变成了“居民同志”。比如，阿拉伯人蒲氏家族沿着海上走廊来到泉州，后于此定居并经营香料等生意。明末清初，家族后裔又来到永春县达埔镇，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香料等资源，制作和贩卖篾香，开启了达埔的制香史。又比如丁氏家族，已在泉州繁衍传承数百年，其先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如今，晋江陈埭镇是出了名的丁氏回族聚居区，而丁氏宗祠的总体布局，恰好呈“回”字状，极具象征意义。

　　为什么是泉州？泉州何以引人瞩目？翻阅王铭铭的《刺桐城》，可知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泉州学”，都重视泉州区域发展周期中衰落期（明清时期）来临之前那10个世纪的往事。其间，泉州相继发生了如下变迁：一．在“衣冠南渡”的名义下发生的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二．南渡后，汉人在这个区域营造生产基地和居住聚落，营造“核心区位”。三．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区域交换体系得以形成，其中，海外贸易成为“地方特色”。四，地方政府和士绅合作的城建事业，适应商业贸易规模扩大的需要。

　　泉州的视野越来越开阔，雄心难以阻挡。宋元时期，地方上的官员、文人、商人、一般民众，对异国情调已然是习以为常，同时，对海外世界和文化的系统描述也出现了。宋太宗八世孙赵汝适在《诸蕃志》的序言宣称，不了解海外风物，“君子所耻”。爱好游历世界的汪大渊更猛，元至顺年间（1330—1331），年仅二十的小汪随泉州商船远航，经过内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孟加拉湾，绕印度半岛，经阿拉伯湾，进入波斯湾，南下经亚丁湾、红海，沿非洲东岸南下至坦桑尼亚，元统二年（1334）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起航，经南洋群岛诸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岛，北至万年港，东至古里地闷、文老古，向北至苏禄岛，最后经中沙、西沙群岛返航，至元五年（1339）夏秋间抵达泉州。两次远航探险，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正九年（1349），汪大渊修《岛夷志略》，该书之跋，清晰地展示了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海外地理文化关注：“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

观沧海：地域社会史谱写英雄志

　　沧海横流，烟涛依旧绕泉州；欲向谁诉，为谁重游丝绸路。泉州固然是一个“起点”，远方有无尽的旅程，却也是一个“终点”——作为“家乡”存在的泉州，是泉州人的终点，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漫步泉州的石头街（法石街），你可以看到风味独到的两种闽南建筑：沿海一带筑土墙，往往用蚌壳、海蛎壳等贝壳烧制的壳灰代替石灰，可以防止海风带来的酸性腐蚀。更有意思的是，闽南人往往将海蛎壳直接夯入墙体，难道是为了附耳倾听、碧海潮生？而右面的墙壁呢，“出砖入石”，砖石瓦混砌。石是不规整的白色毛石，红色的碎砖碎瓦，间杂筑在一起。

　　红色的碎砖碎瓦。红色。中国各地的民居，都以青砖灰瓦为主，唯闽南性喜红砖大厝；须知，从前红色是高等级建筑才能使用的颜色，例如皇宫和寺庙，区区民居敢用红筒瓦，闽南人哪来的胆量僭越？

　　彪悍的刺桐城，彪悍的人生。注重乡族观念的闽南人，蔑视法规和主流意识形态，“盗匪”都当得，何况铺几块红砖红瓦？明代初始，海禁甚严，漳泉海商被迫进行走私贸易，是官府追捕的海盗。《明实录》云：“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海澄县志》更是直言不讳：“（漳州）月港故称盗薮。”数百年间，海上私人贸易时通时禁，做生意的，根据政府的政策风向，灵活切换身份，忽而是海盗，忽而是海商。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尔后，漳泉地区与吕宋（菲律宾古国之一，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的“商业勾搭”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明隆庆元年（1567），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宣布“弛禁”，漳泉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畅通无阻，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月港之间，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有的甚至长期居住在马尼拉，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再后来，泉州最风光的日子终归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泉州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泉州，毕竟是造就过无数乘风破浪的“海之子”的泉州。因此，郑成功的横空出世、青史留名，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泉州故事”。

　　据庄为玑教授（1909—1991）研究，郑成功的故乡南安县石井镇，与晋江的东石、安海，以及围头澳的金井、围头，深沪湾的深沪、永宁，泉州湾的洛阳、后渚、石湖，共同构筑了古泉州港。宋元时期，泉州港以后渚为中心；入明后，海外交通中心北移福州，泉州官商没落，安海取代后渚，成为私人海上贸易中心；明末清初，几经海禁、迁界，安海被毁，海上交通中心南移至月港，安海虽已衰落，但私商仍继续存在，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氏谱写了家族的英雄史诗。在远离王朝最高权柄的帝国边陲，地域社会的发展变迁，很大程度上只忠于自身的传统与逻辑。长期以来，这一带居民的时商时盗、或居或迁、遇强制羁管则遁迹海外的状况，始终被历代王朝视为潜在的威胁；东南沿海成为侨乡密布之地，恐怕也很难单纯用“人口压力”“土地兼并”等因素来解释。郑氏家族“海上王国”的建立，实际依赖着地域社会的文化资源；换句话说，是故园的迷信与开明、不驯与长情，是闽南的水土与性格养成了千秋的功业。

　　上世纪80年代，蔡国强自泉州航向了五大洲的舞台。2015年6月的某个黎明，已经能冠上“国际知名艺术家”头衔的他，回到泉州小渔村惠屿岛，在当地数百村民的帮助下，把500米高的金色焰火——“天梯”，作为献给百岁奶奶和家乡的礼物。这座特殊的梯子，寄托了蔡国强少年时代仰望天空、摸云摘星的梦想，“这个城市太信风水，也太信看不见的世界”。

　　廿余年来，他多次尝试却屡战屡败，直到惠屿岛的庇佑，助力“神迹”的诞生。有些村民，就笑呵呵地说：“走了一圈，最后还是在家里做成哦。”的确，走了一圈，落叶归根，返璞归真。当天梯燃烧起来，蔡国强忍不住对着奶奶开启自夸模式：“阿嬷，漂亮吗？你的孙子很棒！”

　　嗯，泉州，很棒。（记者 孔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