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一位“被遗忘”的中国漫画家-凯发会员官网
整整120年前的8月25日，在江苏无锡的一户中医家庭中，诞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或许这家三代为医的普通家庭很难想到，今后这个男孩，会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者之一的大画家张光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光宇并不为人所熟知。在他众多的创作中，惟一可称得上家喻户晓的，就是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人物造型设计。事实上，这只是张光宇漫漫创作长河之中的一朵小浪花。正如艺术家张仃所说：“他的艺术还没被社会充分认识，没有得到弘扬，没有等到公正的评价，张光宇是中国美术史的最大遗忘。”
的确，或许很难用一种绘画形式来界定张光宇的艺术价值与贡献，在他六十五年的人生历程中，见证了晚清的腐朽没落，民国的光怪陆离，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又在晚年得以在新中国和平自由的环境中一展抱负，为美术事业贡献了最后的一丝光与热。而他所涉猎的艺术门类，则更是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止——他当过编辑，曾创办过《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万象》等十几种刊物。也画漫画，搞木刻，画国画，创作水彩、油画、壁画，搞服装设计、海报设计、装帧设计、家具设计、舞台美术与电影动画设计，还做过火花、邮票设计，甚至参与设计了国徽与人民大会堂的装修……形式多样，蔚为大观，雅俗共赏，影响巨大，因此被誉为博学杂家或大美术家，而在黄苗子、郁风、张仃、丁聪、廖冰兄、华君武、黄永玉等诸多艺坛大家的心中，张光宇永远是他们从事美术道路的启蒙者与“老爷叔”。
事实上，上世纪40年代的张光宇在创作力上不逊于同期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人。然而，许多年来，人们对于这位中国现代设计的先行者并不熟悉，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艺术史忽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身后寂寞，张光宇始终不乏艺术知音。不仅老朋友们为之奔走宣传，在海外更不乏专门的研究学者。2011年12月18日，黄苗子先生在“中华艺文奖”的颁奖仪式上提出：张光宇堪称中国风格现代艺术之标志，其艺术成就影响几代艺术家，然而他正为今日艺术界所淡忘。随后，黄苗子将所得奖金捐给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出版张光宇著作的专项资金。
近年来，张光宇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他那引领一个时代辉煌的艺术，乃至影响未来的超前与现代，“土洋结合”的艺术道路，都给今天的艺术家许多启发、借鉴与感悟。而自始至终，张光宇是成长在华夏大地，用地道的中国笔法，描绘中国风情，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派头的画坛先驱与艺术巨匠，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画家。这一点，无可厚非，毋庸置疑。
从无锡到上海
1900年的无锡，还叫登瀛。无锡虽只是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小县城，但却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江南水乡。受家庭影响，张光宇从小接触到许多民间文艺，剪纸、泥人……故乡的生活习俗，民间节日活动也都引起张光宇的兴趣，无疑这对他爱好中国传统和民间艺术起了作用。他的父亲行医之余，喜欢读书和书画收藏，有时也写字画画，吟诗作对，颇有一些传统文人气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张光宇也逐渐爱上画画。
张光宇兄弟三人虽然都出身医家，却都对艺术有兴趣，没有一个继承医道。据张光宇之子张大羽解释，由于从小见惯店堂中愁眉不展的病人，因此张光宇一直想从事一种令人愉快，自己又喜欢的职业。不久之后，他被送去钱庄做学徒，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继承家业。但他自己却很讨厌这份工作，咬牙坚持了一年，最终以反抗争取到了去上海学习的机会。
当时的上海，可算得远东第一大都市，有着深厚丰富的“海派文化”。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精华与糟粕……同时融会在这十里洋场，给张光宇增添了眼界与见识。在上海上学时，张光宇住在亲戚家，附近有一个演京剧的戏院，课余他最有兴趣去后台涂涂画画，画点速写。后来就和戏班演员交上了朋友，常去后台串门，又在前台空座看白戏，因此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对京剧的人物形象、脸谱、服饰等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在与戏班演员们的交往过程中，那种江湖讲义气、互相帮忙的气质也感染了他，无形之中形成了他仗义、大气与喜爱助人为乐的性格。
中学毕业后，他本想去投考美术学校，碰巧认识了画家张聿光先生，他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又兼上海新舞台戏院的置景主任，机缘巧合之下就拜了张先生为师。老师留他在身边，一边学习一边劳作，用传统的“学徒制”，为师父舞台画布景。尽管失去了正规美术学校学习的机会，但张光宇并不后悔，他曾说过：“我是在实际工作中受了锻炼，学到不少东西，如大面积的云山树林、亭台楼阁，这大都由徒弟来画，留下室内镜框中的画或其他精细部分才由老师来执笔，所以也就有了画大东西的经验。”而这样“师父带徒弟”的学习方法，在实践与锻炼中学会真本事的艺术道路，曾经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美术从业者的选择，无论是叶浅予、黄尧、张乐平还是华君武、张仃，大都非专业美术学院出身，却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技巧。而张光宇成名之后，对后起之秀，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心、培养与不遗余力的鼓励、帮助，也恰源于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
这样约过了两年，二十岁时，张光宇经老师的介绍去生生美术公司工作。公司出版《世界画报》，请丁悚先生任编辑，张光宇当助编，从此他俩交往甚密成了极好的朋友，丁悚称张光宇为“大块头”，张光宇则亲切地叫他“老丁”，后来丁悚的儿子丁聪也画起了漫画，张光宇就建议：你画上的签名就叫“小丁”吧。没想到“小丁”二字，丁聪先生就真的用了一辈子。
《世界画报》是一份面向爱好文艺美术的普通市民的通俗刊物，张光宇从插图、漫画、封面设计到编排等工作，无所不会，随后又进军多份刊物，包括《滑稽》《解放画报》《新声》等刊物。 1921年至1925年，张光宇到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当绘画员，画报纸上广告，也画月份牌等宣传品。在这个时期，他已经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画风，清新雅致，夸张有度，令人过目难忘。
从插图到漫画
不久之后，张光宇担任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美术室绘图员。当时，公司的条件非常好，请了不少外国画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技法，令张光宇大开眼界。尽管这些画家往往在创作中有所保留，生怕独门绝技被人学了去而丢了饭碗，但聪明的张光宇，总有办法“偷”到本事，他曾回忆：“我常去他们身边走过，眼睛一溜，心里就有数了。他们是防不胜防的。”一开始，他的任务是画些零碎杂活，为别人的作品配花边框，之后逐渐有了一些创作任务，这样工作了好几年，受到不少锻炼，见识也广了。公司有各种国外的美术资料，西方不同画派的画册，各种商业广告印刷品和杂志等，这使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开阔了眼界，受到了西方美术的极大影响。这时他自己也有了经济条件去收集各类画片资料，订阅国外的美术刊物。他的兴趣也广，加上上海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环境，从摩登到乡土，一应俱全，五花八门。闲暇之时，张光宇爱逛书店、旧书摊，喜欢收集书画、字帖、拓片、各种工艺品、民间艺术品、玩具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素材。除此之外，他爱看京剧，也热衷追捧外国电影，很注意电影中的画面处理和镜头语言的表现力。聪明、勤奋、善于思考、学习，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可以说，张光宇在艺术上有一个强大的善于吸收的“胃”，最终把一切艺术元素化作养分滋养自己的艺术，无论是古希腊雕塑，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乃至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日本的浮世绘，非洲的木雕……他都看，都学，并能有选择地借鉴运用。从吴道子、陈老莲到任伯年，乃至齐白石、张大千……古人今贤，皆为我所用，特别是墨西哥壁画家迪埃哥和珂弗罗皮斯的装饰画风对他影响甚大。他从各家的作品中吸收他们色彩造型和表现手法，在具体的工作中灵活运用，最终形成了所谓“毕加索加城隍庙”的独特艺术风格，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在烟草公司任职期间，由于收入较好，于是张光宇考虑要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业，他先后与人合作办过东方美术印刷所，还出版《三日画报》《上海漫画》等刊物，并组织过漫画会。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受此影响，张光宇毅然决定不再为洋人工作，辞去待遇优厚的公司职务，打算自搞出版事业，并把创作重点，从为他人画插图，转向漫画的创作、出版。
1934年，他和友人邵洵美、叶浅予、鲁少飞、黄文农、林语堂、三弟张正宇等人合作，成立了“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论语》《时代电影》《万象》等杂志，在当时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张光宇画了大量具有极强讽刺性的漫画作品，他的作品《钱与命》《妈妈不在家》等对旧世百态给予了深刻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对启迪、警醒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今看来，仍觉十分尖锐而勇敢。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爱国、反封建、反殖民的中国艺术家应有的良心、责任与担当。与此同时，他和漫画界同人叶浅予、鲁少飞、王敦庆、黄苗子、张正宇等人发起，组织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并成立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漫画抗敌协会，为中国漫画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从香港到北京
抗战爆发，张光宇一开始积极编辑出版《抗日画报》，直到上海沦陷，不得已只能携家逃往香港，受《星岛日报》之聘任美术部主任，并继续画抗日讽刺画和插图。1939年，为能亲身参加抗日工作，张光宇毅然从东江游击区进入内地投身抗日，同行还有丁聪、徐迟等友人，他们一路颠沛流离，来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宣传工作。好景不长，皖南事变爆发之后，重庆的政治氛围压抑至极，作为以自由创造为生的艺术设计家来说，这无异于致命压迫，于是，张光宇借口买器材，经仰光最后于1941年6月重新回到香港。不幸的是，短短几月之后，香港沦陷。为了维持生计，他与弟弟开了家名为“福禄寿”中餐馆。日军很快注意到了他，命令其参与大同图书公司的开办，创办《大同画报》。作为爱国人士，张光宇对此极其抗拒，于是，借口要在广州湾开设分店，与弟弟正宇一起偷偷溜走，逃至广州湾赤坎。
残酷的现实还在继续，炮火蹂躏下的祖国，哪里都不可能是安身立命的“桃花源”。1943年，日寇侵入广州湾，张光宇全家人不得不继续逃难，由赤坎到桂林。在桂林之后，他继续政治题材的漫画创作，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少年之友》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漫画，多为抗战题材。1944年桂林陷落前，张光宇全家加入到“湘桂大逃亡”大军中，他和大儿子经柳州、贵阳、遵义等地，最终到达重庆。这一段逃亡经历对晚年的张光宇来说仍然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尽管生活颠沛流离，艰难万分，但张光宇始终不忘艺术，抓紧一切机会画速写或素描人像，工具只是几支铅笔头、炭精条，色彩是几瓶干了的广告色、马利水彩和一个调色盒而已。当时，纸张十分宝贵，他从不浪费，但凡拣到几张破纸就用来画速写，极为勤奋，沿途手上总带着速写本，随时可拿出来画几笔。遇到各地风土人物、房屋建筑、窗饰图案、花鸟鱼虫凡有兴趣的都勾下来。他的速写很有特色，也是他的生活记录，有时有所感，常在画边写上几句，聊以自遣。例如画了一条躺着的瘦狗，边上写下“中国狗”三个字，深感中国的贫穷苦难，连狗也这样可怜而萎靡不振的。
到达重庆之后，老友叶浅予、廖冰兄欢迎他去北温泉，并建议他集中精力重振战笔。在那里，他一下画了五幅漫画，参加了重庆的“漫画联展”，接着又用四个月时间，结合亲身所感，用夸张而辛辣的笔法画了长篇讽刺画《西游漫记》，以此揭露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据廖冰兄回忆，当时张光宇作画的条件很差，一块木板，架在逃难随身带的箱子和铺盖上，为此，廖冰兄还曾专门画过一张漫画像以为记录。这套作品一经问世，影响巨大，反响热烈，不仅在多地进行展览，还出版了单行本，更成了其艺术生涯的一部代表之作。在这时期，他还绘制了《水浒传人物》《金瓶梅人物》两部作品，无不是借古讽今，装饰性与艺术性兼顾的佳作。
1946年，张光宇再次回到香港。自此，在香港居住到新中国成立。在香港从事电影工作的同时，他没有放弃绘画，仍抽空画插图、讽刺画等，并加入了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人间画会”被推为会长。在这段岁月里，张光宇组织读书会，搞募捐演出，画巨幅毛主席像等工作，迎接广州解放。
1949年底，一颗向往建设祖国的心，使张光宇不顾一切，克服困难，回到内地。历经无数艰难岁月与困苦磨难之后，天命之年的张光宇最终定居北京，并用自己最后的岁月，为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拼尽全力。一开始，他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在实用美术系和张仃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可谓志同道合。后来实用美术系改为工艺美术学院。对美术教育，张光宇可谓经验丰富，却并不善于言辞，尽管如此，只要学生有需要，他必定将自己的所学所知，倾囊相授，在他的学生中，不乏袁运甫、韩美林、丁绍光等如今赫赫有名的人物。除了学校的工作外，他担当的社会任务也既广又杂，从国徽的设计到人民大会堂的内部装修设计，从邮票图案的绘制到家具设计制作、游行队伍设计……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找上门，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对来访求教的，他总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谈，出主意，还亲自动手帮助解决问题。对此，张光宇戏称自己“来者不拒”，并笑着向心疼他的家人解释：“这些都是人民切实需要的实际工作，你不肯做，谁去做呢？我们应多为人民做些事，人家也是看得起用得着才来找你的。”
与此同时，张光宇迎来了晚年创作高峰，画了不少民间故事插图、封面装帧设计，其他还有舞台服装、布景设计、电影美术设计、展览会设计、杂志编排等。其中，《神笔马良》《刘三姐》《杜甫传》等，都堪称既具民族性又具艺术性的传世精品。
1956年，身体肥胖的张光宇得了高血压，尽管如此，工作仍很忙碌。特别是在病中，还为动画片《大闹天宫》设计绘制了几十个人物造型和场景图。这套作品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张光宇强烈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汲取民间艺术诸如年画、版画、塑像的诸多元素，同时借鉴京剧艺术的脸谱、造型与色彩，将每一个人物的形象、性格与外貌特征，结合在一起，创作出又一部经典。由于他的精彩设计，动画片《大闹天宫》荣获国际大奖。
1960年，张光宇病情愈发沉重，行动和说话都不便，几乎长年在家休养，但他仍用不太灵活的手，颤抖地为《文汇报》画文艺刊头，用水墨画京剧《金钱豹》，画京剧《定军山》里的老黄忠，题词为“老当益壮”。可见他多么想战胜病魔，能再奋笔作画。1965年5月4日，张光宇紧握住妻子的手不放，流下万分感激之泪，与世长辞了。
从人生经历上来看，张光宇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最艰辛曲折的阶段，很多时间在战乱中度过，流离颠沛，环境坎坷，更要肩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尽管如此，他却始终不忘对艺术的追求，在不断地学习、思考与创作过程中，吸收古今中外养分形成个性鲜明、面貌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艺术追求来看，张光宇所走过的是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他的学习成长是通过个人不断奋斗、不断工作实践、个人的志趣和社会需要相结合中形成的，是学与用的结合，是历史条件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一切古今中外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手法，都可用来为达到自己创作目的服务，发挥其最佳效能。归根到底，张光宇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如何做好一名地地道道、纯粹而真挚的中国画家，时代与读者，都永远不会忘记他。（记者 王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