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风雨， 高考改革路向何方？-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高考改革的目标，不能寄希望于单靠某次改革就能达到。将来还必须有多次的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设计，“以改革促进改革”。
记者｜王 煜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40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环境、新条件、新技术、新思想不断涌现，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全国的高考制度做了30多次大大小小的改革。其中，既有理念方面的变化，也有技术层面的革新。在教育界人士看来，以高考为代表的我国招考制度的改革，还远没有结束，仍在“以改革促进改革”的路上。
人性化与求公平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首倡并负责创建考试学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廖平胜曾提出：人参与考试的过程，并非仅仅是被动接受检测的过程，而是人认识自我、展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基本方式和手段之一。以这样的视角看来，高考40年的改革中，正体现了以人为本、追求公平的宗旨。
为了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教育部在 1999年启动了春季高考改革。2000年开始，春季高考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试点，形成普通高校每年两次考试、两次招生的模式。
2001年，高考取消对考生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让高考真正成为“全民考试”。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2013年，12个省市组织4440名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2014年，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5.6万名学生在居住地参考。
2000年之前，除上海外，高考一直实行“全国一张卷”。在这种高度统一的命题模式下，不能照顾到各省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地域经济、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多样化与学生身心素质的多元化诉求也得不到满足。因此，为了满足人性化需求，从 2000 年到开始，全国开始实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自主命题的行列，到2014年，全国高考共有来自国家考试中心和自主命题省份共计16套试题。不过，由于这项制度后来产生了公平性上的问题，近年来，高考命题方式又开始趋向全国统一：2016年，除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市外，其余26个省份均选择了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王后雄等学者撰文认为：高考改革中，体现公平的最大举措是收缩加分政策。2014年末，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确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奥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品德突出者、重大体育比赛、国家二级运动员共6项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教育部同时要求，各省要大幅减少地方性高考加分。
在我国现行的制度中，享受高考加分或录取降分的政策优惠对象主要有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体育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绩优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明显的差异。每个出台政策的部门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合理”的，高考加分就会变成社会管理的“万能工具”和“寻租利器”。实际上，多年来，由此产生的乱象已经很多。
高考加分政策本是对特殊群体原有入学机会不公平的一种补偿，但它对一部分人群进行补偿的同时，往往又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例如，加分政策中，除民族、出生地等天然因素之外，靠学生努力能获取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城市优势阶层。因此，适当缩减加分政策有利于高考的公平。
近年来，追求公平尤其成为高考改革的重点。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以教育界的眼光看来，这次出台的政策显然将维护公平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扩大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贫困地区招生比例，规范高考加分项和自主招生等。多名教育界专家提出，《实施意见》中有具体目标和阐述的方面，半数都和公平有关。
效率绕不过去
高考是一项选拔性的考试，因此“科学选材”“提升效率”的诉求必然同样是其改革过程中必然要体现的。
1985年，高考标准化改革由广东率先试验，当年进行英语、数学两科的标准化考试试点。到1988年，这项改革试验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区，涉及100万考生。1989年，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改革，要求根据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包括测试目的、命题、施测、评分、计分、分数解释等都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从而严格控制误差。
从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来看，高考经历了从传统方式到网络技术的变革。1999年，考生档案电子化改革开始，录取过程变为中国教育科研网把考生信息传送给招生院校，招生院校通过计算机调阅考生的电子档案，提出退档意见和拟录取意见，由省区市招办进行核准。这项改革以及之后的远程阅卷等改革，既提高了效率，保证了招生质量，又减少了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了公平。
最让人有直观体验的效率改革，是高考科目的设置。从1977年至1984年的“大文大理”（文科考6科，理科考7科），到1985年至2000年的“两考”（高考和会考）并置，再到2001年至今的“3 x”组合，高考考试科目在数量上一直走“精简路线”：由6科或7科到“3 2”“3 1”，最后减至3科（如江苏高考方案）和“3 3”（上海、浙江方案）。
2014年，上海、浙江两地启动新一轮招生考试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加快分类考试制度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模式。
变化的具体体现，是采取文理不分科、“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统一高考是“3 3”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3门普遍性要求和3门选考科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涵盖技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等十几个科目。综合素质评价包括考生持长表现情况、选修课程情况、社会实践情况等方面。这一轮改革，被认为是提升高考效率的新尝试。不过，总分评价体系的保留，也引起了众多讨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越曾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总分评价模式所遵循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评价程序上是公平的，但是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中，会因为各地区各群体在经济、社会、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评价结果的不平等。仅仅是扩大招生名额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扩招反而会让在优质资源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里，弱势群体是不可能有优势的，只能靠政策倾斜，而倾斜在实质上又冲击了总分评价模式的程序公平。这种悖论在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很难解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高考是选拔性的考试，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合格性的考试，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分数加在一起，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他和李越都推荐的一种综合考核模式是：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他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例如，高职专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并进行职业适应性面试；一般本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而高水平大学的考核模式可以是“基本学习能力考试 指定科目考试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高校自主面试”。
改革的关键究竟在哪
实际上，40年来的高考改革并不只是“考试改革”，也包括与其相伴的招生录取制度、政策和法规的改革。在杨东平看来，高考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科目改革上，重点在于高校要有招生权，也就是实现招考分离：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招生由高校自主决定。
杨东平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4年7月公布了一个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名为《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该方案提出：国家教育考试中心作为专业化考试机构，负责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省级招办转变职能，考试报名的责任交给考试中心，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通过网络系统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
在高校方面，该方案建议学校成立由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招生章程》和《招生违规处理办法》，对院系招生工作进行监督和问责。招生和录取工作由教师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组负责。高校向社会公开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录取程序，招生录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包括采用录像等手段记录录取过程。
李越指出，招考分离的推动，需要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现代高校制度的建立。“不然，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为了完成招生任务肯定会选择最简单的方法——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而不是为了选拔优质人才而采取多元、复杂的考核体系。”
这就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杨东平建议，按照他设想的高校自主招生，可以在少数治理水平较高、重视自身声誉的大学先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他表示，高考改革进行到当下，之所以呈现复杂性，在于各个群体在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存在不同的诉求。以始于2014年9月、目前正在实行的这一轮改革为例：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将“科学选才”放在招考制度改革的第一位，认为高考改革的方向是要成为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打破“唯分数论”，形成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教育部基教司、学生司等司局的关注重点在于引导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落脚点在防止文理偏科、减轻学生负担等；而在学生和家长眼里，公平是放在首位的，他们的诉求实质上是对“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的维护。
李越则表示，高考改革的目标，不能寄希望于单靠某次改革就能达到。将来还必须有多次的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设计，“以改革促进改革”。
链接：全国高考40年改革大事
1977年，因“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85年以后，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 2”共5门，上海则实行“3 1”方案。
1989年8月，高考的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4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消除了国家计划招生和调节招生的录取分数差距。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30%，甚至50%。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逐渐开始收费。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 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高校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数量。据教育部统计，1998年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108.36万人，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47.4%。2007年，全国计划招生570万，高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全国开始实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自主命题。
2001年，高考取消对考生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现网上录取。
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部分省份自主招生。
从2003年起，教育部决定将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定在每年6月的7、8、9日。
2007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13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政策开始实施。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随后上海、浙江两地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2016年，除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市外，其余26个省份均选择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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