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是必然的较量-凯发会员官网
编者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曲战歌音犹在耳,70年前的硝烟却早已散尽。新中国,已不是当年百废待兴的模样。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确实面临着抉择。但最终,经过深思熟虑,经过郑重选择,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如今回头去看,这场战争,是必然的较量。
1950年10月14日,志愿军第十五野战军第119师第334团过鸭绿江。
冷战初期半岛起了战火
“当时,我们是骑着马儿先到羊昌,然后坐车到贵阳花溪……”如今居住在贵阳市乌当区百宜镇沙坝村烂泥沟的凌金亮老人,仍能回忆起1951年参军入伍时的情景。凌金亮今年91岁了,随部队出征朝鲜时,他还是个23岁的小伙子。拿出珍藏几十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证书”,凌金亮想起的却是无法拿到这张证书的战友们。“战场上,到处烟雾沉沉的。当时和我一个班的战友也有牺牲了的。死伤无数,但是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单独掩埋,基本上是挖个大坑全往里埋。”只要提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凌金亮总是泪流满面。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凌金亮回到家乡,在花溪粮管所工作。之后又到烂泥沟生活。生活上,当地政府给予保障,他与家人也是其乐融融。当然,比起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们,凌金亮的生活似乎有点儿清贫。但他没有怨言。他将抗美援朝一直称为“抗战”。“比起抗战没有回来的战友,我很满足。” 凌金亮说。
凌金亮只是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上百万参战军人中的一个个例。从他个人身上,恰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间的变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百废待兴。中国人民、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最渴望的是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能够休养生息、建设国家,早日让新中国富强起来。恰如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所写到的,国家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然而,就国内和国际局势来说,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并不能一朝一夕自动实现。新中国成立之际,国内形势是这样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大西南,甚至1949年开国大典时,蒋介石还在广州;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军事主要实力,则聚集到台湾;东南沿海,则有蒋军海空力量骚扰大陆;西藏还没有解放。国际形势,则是美苏两大阵营开始冷战。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包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战役之前,苏联和美国都有人主张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当时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暂时下野,将桂系李宗仁推上“代总统”的位置。李宗仁也主张国共划江而治。划江而治,就是搞南北朝,分裂中国。然而,某种程度上,这恰恰符合冷战双方两家“大佬”的战略布局。但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保证了新中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此时此刻的朝鲜,成了美苏冷战的前沿。当时,朝鲜半岛上,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想统一半岛。战争在所难免。然而,对于美国来说,三八线以南,是其认为的美国的势力范围。当1950年6月,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攻进汉城,甚至将李承晚军队追到海边的时候,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接到了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组建“联合国军”,于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
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发生了联系。美军尚未从仁川登陆的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了台北。原本已经接受美国放弃扶植台湾当局的蒋介石,兴奋异常地与“麦帅”两度深聊。在当时被中国人民称作“公敌”的蒋介石看来,朝鲜半岛的战争甚至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于1950年3月13日在台北演讲时称“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的蒋介石,看到了其小朝廷在台湾苟延残喘的可能性,甚至叫嚣要“反攻复国”。
对于新中国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完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正在摸索更艰巨的跨越台海作战的本领。可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北进。麦克阿瑟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麦克阿瑟是这么说的,美军也是这么做的。如今的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三马路一带,有一些美军当年轰炸的痕迹。丹东市民晨光先生说:“丹东这里能看到一些美军轰炸的痕迹。我觉得,应在三马路的丁字路口立一个纪念碑,留给后人纪念。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小尿童’铜像仅有一米高,就立在一个窄小的十字路口边上。它虽小,意义却很大。”在晨光先生看来,美军轰炸安东,亦即如今的丹东,恰恰证明了——如果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去抗美援朝,美军就有可能从东北进入中国。
只要关注到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之前曾去台北两会蒋介石,就可以看出——如果任由美军轰炸中国东北,蒋介石的军队再次出现在东北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新生的共和国国防安全的真实考量。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纪念馆。
牵动新中国国运的抉择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看来,新中国本无意介入朝鲜半岛的冲突。“金日成想要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并没有参与最初的决策。”沈志华称,“当战争进行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金日成遇到了巨大的军事困难,急盼中国出兵参战。毛泽东当时已经预测到美军可能在三八线附近登陆,于是给苏联和朝鲜同时发了电报,指出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太长,战争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几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战事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军应该全线撤退,否则就要落入敌人的陷阱,难以自拔。”可朝鲜人民军恰恰就遇到了美军仁川登陆,部队被腰斩。金日成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求助。斯大林给予的答复是:“金日成同志,干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坚持精神,你们遇到的困难与20年代苏维埃遭受14个国家武装干涉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们要挺住……”
金日成终于明白——苏联并不想直接出兵援助朝鲜。原因很简单,在美苏冷战已经拉开帷幕以后,苏联军队害怕与美军直接对抗,害怕将冷战打成热战。沈志华称,毛泽东在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前,曾通知金日成——中国可以帮助朝鲜防守三八线。但具体如何帮助,并没有详细的计划——譬如是以类似此前将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成建制转给朝鲜人民军,还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兵,或者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此时都没有看到端倪。
美军仁川登陆以后,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亲笔写信,请中国出兵援助,并派专人直接送到北京。斯大林也促请中国援助朝鲜。“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凌晨3点,连夜起草了回电斯大林的文稿,内容非常详细并且特别长,大概有八九页之多。”沈志华说,“我们已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出动三个军,第二批次还可以出动三个军的兵力,且部队可于10月15日集结进发。在回电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队的武器装备较差,亟须苏联给予补充;第二,鉴于中国尚无空军,中方只能调动陆军参战,苏方必须将空军组织到位。”虽然毛泽东的电文思路缜密,条理清晰。但他并没有马上向斯大林发出,而是等到天亮后,交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
然而,在扩大会议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出兵朝鲜没有道理。这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久经沙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大多感觉——我们没有战胜美军的把握,去了再被打回来,何必!
沈志华披露,毛泽东看到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把同意出兵的草稿收了起来。但秘书们对毛的举动毫不知晓,在归档整理文件时,以为是已发出的电报,遂送到档案馆留存备查。于是,在此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出现了中国于1950年10月2日决定出兵的信息。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俄国发现了一封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国不能出兵朝鲜。这封电报的发现,改变了史学界一直认为的——1950年10月2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看法。
经沈志华研究,最初看到毛泽东起草的电文,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基于我国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任务,在部队中存在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加之各民主党派对出兵朝鲜存有异议,中国当时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不过,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毛泽东本人始终有出兵朝鲜的想法,只不过在当时,他没有想到其他领导人居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政治局决定于10月4日、5日,召集由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
时任西北军政主任的彭德怀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飞机赶赴北京。此时,他还抱了一大堆图纸,以为中央是同他商量西北大开发的事。由于天气恶劣,飞机难以正常降落,彭德怀10月4日下午才赶到中南海。推开会议室的门,他才发现气氛不对:原先政治局开会,大家都是有说有笑,这天却都低头沉闷不语。得知会议议题的彭德怀,一直没发话。晚上,回到下榻处北京饭店后,晚上九点钟左右,邓小平来看他,提到第二天毛主席要在丰泽园见他。这一夜,彭德怀辗转难眠,反复思考。他甚至想,如果毛主席点将,自己该不该带兵入朝?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看到彭德怀得胜归来后为之写下的诗。时隔15年以后,彭德怀仍是那个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10月5日上午,在丰泽园,毛泽东问彭德怀:“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思考了一夜的彭德怀脱口而出“主席,如果苏联完全撒手不管,咱们就不出兵;如果苏联是半撒手,能帮一把,那中苏联合起来跟美国人还有一拼。”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毛泽东说。
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牵动新中国国运的抉择。新中国建国伊始,尽管在外交上一边倒地站在苏联阵营这一边。然而,斯大林一度是对毛泽东有看法的,认为他是一位如同铁托甚至蒋介石一样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认为自己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因此,毛泽东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沈志华说。无论如何,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共离开苏联的支持,没有中苏同盟条约的保证,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而当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不仅加大了对新中国的援助,还倾力提供专家。中国也因为抗美援朝这一契机,得以迅速提升了海陆空三军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空军,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空军。
在如今的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山上街7号,抗美援朝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长20.5厘米、宽10.7厘米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证。文字为印刷体和手写结合。发证机关为“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持证人是张积慧。当年的他,从一位年轻的毫无作战经验的空军飞行员,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击落美国空军第四联队“最了不起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乔治·戴维斯,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杨育才、胡修道、罗盛教,包括空军的王海、刘玉堤、张积慧、赵宝桐等等,这些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中国英雄,正是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经历战火的锻炼而终于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明证。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近代化的民族国家。经历了抗日战争,特别是全民抗战终于胜利,使得中国人积累了一定的民族自信心,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初露端倪。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从上到下的彻头彻尾的腐败,使得二战的战胜国,亦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几乎继续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塘”里翻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于抗战胜利之后迎来了高潮,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将美军从鸭绿江畔赶回了三八线以南,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则也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等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信心。恰如彭德怀所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