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貉，却发现了“疯狂动物城”-凯发会员官网
上海松江某小区的居民，今年夏天过得不太平静。
这里的野生动物——貉的数量激增，甚至攻击人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之前，申城的大多数居民对“貉”的了解可能仅限于成语“一丘之貉”；然而背后的事实是，貉与其他的野生动物一起，已经在这座城市与人们共生多年。
上海的故事不是孤例。当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从野外转换到身边的“钢筋水泥森林”，会发现我们的城市里不仅仅有人，还有这些陌生的邻居。
貉的胆是怎么壮起来的？
2020年7月上旬的一个晚上，上海市松江区米兰诺贵都小区的一名业主从小区内池塘边的石子路走过，她用手机的光照着路面前行，还用最大音量放着音乐。突然，一只貉从旁边的草丛窜出，“它先抓了我左脚的脚后跟，然后把头在我的脚踝上靠了一下，接着很快跳进另一边的草丛里消失了”。
回家后，这名业主发现脚后跟有抓痕，脚踝也破了。她去医院接种了狂犬疫苗并把受伤的照片和经历发到小区业主群里，提醒大家注意。小区的居民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小区里的貉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困扰。有业主从6月中下旬开始就在小区里频繁地看到貉，数量达到几十只。这些突然激增的貉大多是幼崽，不但不再怕人，反而在人们常经过的路段“闲庭信步”，甚至主动与人接近，用手电筒照它们也吓不走。在小区的中心地带，它们还分为两群激烈地打架。
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市民反映的现象，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一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他的研究领域是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生态学、保护生物学，从2019年底就在上海开展对野生貉的观测研究。学界过去的共识中，貉是一种胆小怕人的动物，从来不会让人类靠近自己；更不用说主动攻击人类。
然而，来到现场后看到的事实，让他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认知。貉本来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王放和上海市、松江区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米兰诺贵都小区时是下午2点多，在小区巡视一圈后居然看到了将近十只貉。他说，当时有一只幼貉在灌木丛里睡觉，在被他们一行十几个人的声音吵醒后，并没有像它的种群过去一直做的那样迅速逃离，而是从容地“抖擞精神”，不慌不忙地离开。“这还是我之前认识和接触过的貉吗？”
几天之后小区的夜间巡视，让他更加吃惊。手电筒一打开，周围马上就有小貉冲上来，用嘴使劲地蹭手电筒，就像人们养的小猫小狗在讨食吃。王放手里没有食物，幼貉就追着他跑，还用爪子去抠他的鞋带。当他把头灯放在地上时，一只小貉冲过来，叼起头灯就跑。
“成年貉不叫，而幼貉只有在打闹玩耍的时候才会发出叫声，我以前基本没怎么听过貉叫。”王放说。但那天晚上，他在小区里至少听到了20次幼貉的尖利撕咬声。
小区里一直有貉的存在，居民们并不感到新鲜。小区保安主管张西华称：早在2015年夏天，他就在小区里看到过几只做窝的貉，他想走近观察，但离它们还有十几米时后者就迅速逃走了。正常情况下，一年里居民只能在小区遇到几次貉，而且都是彼此“擦肩而过”相安无事。他说，2017年10月，附近另一个小区联排别墅拆迁，有些貉就跑过来，让这里的貉增加了一些。2月至6月是貉的繁殖期，而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居民在家中隔离了一段时间。这些或许能部分解释貉的数量增加的原因，但还是无法让人明白它们的习性为何改变。
王放在小区里进一步巡视，真相终于大白：有人在这里投喂幼貉！
小区一处角落。王放看到的猫粮堆得像小山一样，二十几只幼貉挤在一起抢食，它们背后还有好几双在夜色里发光的眼睛。一旁的居民承认是自己投喂貉，还疑惑地问：“如果我不喂，它们不就饿死了吗？”之前声称被貉咬伤的业主也表示，她看到过三只貉在小区石头上吃猫粮，一群人坐在它们对面的椅子上聊天。
“我看到的都是今年出生的幼貉，它们本应该扩散、寻找新栖息地、学习生存技能，并且优胜劣汰。但是因为有人投喂，几乎每一只新出生的小貉都活了下来，它们数量泛滥、习性改变。这个过程中，部分个体对人的依赖可能在得不到满足时转变为对人的攻击性，种群泛滥过程中还有难以估计的潜在传染病和寄生虫风险。”王放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和团队成员已经在上海的120多个小区里发现过貉，而米兰诺贵都小区此时的貉的数量已经有60-80只，远远超过正常密度。
在专家和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小区禁止了投喂貉的行为，并获得许可，诱捕了一部分幼貉，将它们转运到周边的其他区域。“我们原来计划诱捕转运今年出生的所有幼貉，但投喂停止后，有些貉就已经躲起来了，有些已经自行离开。”王放说，目前已经转运了14只幼貉，加上自行离开的，推算小区里余下的貉仍有二三十只；虽然还是多于正常范围，但它们与人的冲突已经基本消失，相信之后可以逐渐恢复到自然状态。
过分亲近可能害了它们
米兰诺贵都小区的风波暂告一段落，但这只是一个典型的缩影。王放团队此前的研究中，发现在上海的七八个小区中出现了人与貉的轻微冲突。实际上，放眼全国，近年来城市野生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上海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河湖纵横，尚不是野生动物栖居的“最理想环境”；而在南京、杭州这样市内拥有山林的城市，或者成都、昆明此类与自然保护区连在一起的地方，野生动物与人的共存更为明显。
对此，王放表示：城市野生动物是当地的本土物种，并不是外来者。千百年前，城市的自然环境吸引人类在此定居时，也同步吸引了野生动物的到来。这并不存在“先来后到”，没有“谁侵占了谁的生存空间、要把空间归还给对方”的问题。
他说，随着人类活动对城市环境的改造，确实有一部分野生动物离开，但也有一部分凭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与人类共存下来。还是以貉为例，本来在野外捕食的它们，在城市里找到了简便易得的食物来源——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和树根，变成了阳台下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废弃的下水道等。
自然界中的貉偏爱山地丘陵，可在上海的100多个小区中，王放发现它们“变身”了：青浦的小区旁边有河，貉会钻到水里变成游泳高手，在夏天的夜晚捞鱼摸虾；金山的貉栖息地旁有不少丘陵灌丛，貉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到了浦东，它们迅速学习小区和公路的设计，在那里来去自如；在奉贤，貉甚至学会了估算烧烤摊下班的时间，每天在收摊之后第一时间去捡烤架旁地上还冒着香气的鸡骨头……
对此，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冉景丞表示：传统认识中，我们认为城市主要是人生存的空间；但这里并不是完全拒绝野生动物。仅从情感上、美学意义上来说，人也需要身边有野生动物的依存。另一方面，人本来也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不能一味只强调保护城市野生动物，而忽视了人的生存权利。
因此，人与野生动物在城市里的共生，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把握这种共生的尺度？
冉景丞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较早的时候，人们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破坏比较多，后来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又造成了有些人对野生动物的“过分亲近”，打破了人与它们之间本该存在的距离。人对野生动物的“单方面尊重”，是一种过犹不及。要实现合理的“互相尊重”，就一定要与野生动物保持好距离。
关于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王放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
七年前，他在美国做博士后工作，一天晚上11点多，他和同事正在屋里聊天，突然听到门的响动。他们发现一只浣熊正在努力推门想挤进屋来，但总是会被卡住；重复了十几次之后，它终于放弃了，然后就蹲在门前的草地上面看着王放他们，还主动走到人的面前，用小爪子扒人的腿。
王放和同事都是从业多年的动物研究人员，知道绝对不能去投喂野生动物；而且他们也很清楚当地的浣熊凭着这样的“表演”已经给许多人类家庭造成了麻烦：比如附近有一只浣熊非常喜欢挨个检查每一个车门是不是锁好，如果没有锁好，它就会进去从汽车里偷食物。
但被浣熊的萌态击中的那一瞬，他俩还是心软了，于是拿了水和猫粮给浣熊。
不久他们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很快他们看到这只浣熊再次走到门口时，拿起扫把怼在了它的脸上。但这还是晚了。几天之后，这只浣熊顺着高压线爬到王放的实验室里，毁坏了冰箱，咬断了电线，自己被当场电死。
一些人带着“好奇心”和“善意”对野生动物的纵容，最终会伤害它们。
美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人的投喂让一些熊学会跑到人类营地觅食。鸣枪驱赶无效后，公园管理方会对持续存在这样行为的熊实施安乐死。
貉的长相也很萌、讨人喜欢，有些人想要投喂，从情感上来说可以理解；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会伤害野生动物，还会对人类带来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除了引发动物对人类的攻击行为之外，投喂还可能诱发人畜共患疾病；投喂污染空气、土壤和水源，并且它带来的野生动物种群泛滥，产生的粪便、尿液、血液，会进一步污染社区环境。
学着与野生动物为邻
冉景丞表示：在野外，我们主要是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把那里的空间更多地交给野生动物本身；而在城市里，人们可以在制度建设、城市规划等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他说，目前我国城市野生动物领域的法律法规还存在很多空白和不完善之处，对于野生动物伤人如何处理、对于投喂野生动物的禁止等，都还有待法律法规的修订来阐明。
目前，全国人大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启动。王放希望，即使在上位法中对相关领域规定过细有难度，各地在制定地方法规时也可以先行一步。
在上海，他的期待正在被落实。2020年5月14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此项废止决定是由于《实施办法》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相适应、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做出的先废后立的处理方式。待《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完成后，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将及时启动。同时，上海在此领域的立法调研和准备已经展开，王放就已经受邀参加过上海人大组织的相关研讨会，会上有专家和人大代表提出，将“禁止投喂野生动物”加入法规中。
除了禁止性的规定，城市在规划上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来实现既为野生动物留下生存空间也让它们与人类保持距离。“比如，如果一片绿地和居民楼之间无遮无掩，貉、刺猬、黄鼠狼与居民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多，居民看到它们会害怕，动物无处藏身也会紧张。如果人们的生活垃圾没有更好地安置，野生动物会去翻垃圾堆觅食，带来污染和冲突，也增加了患病的可能。”王放表示，对上述这样小区范围的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例如修建一些灌丛隔离带，严格实行垃圾的定时定点投放等。
而在城市规划的维度，设置关键野生动物栖息地、野生动物栖息的关键小区、建设环城绿化带等区域，可以为野生动物留下活动空间。在不同的栖息地之间，还可以设置条状小树林、小草坪来构成生态廊道，让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迁徙，不至于造成某块区域的种群密度过高。近年来，上海在杨浦滨江区域建成的一系列人工湿地、小树林，已经成为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就是一个实例。
以上这些规划，同样可以改善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环境。营造了这样的环境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野生动物自己去适应，人们要跟进的是做好监测。具体要做出怎样的规划，不能靠“凭感觉”“拍脑袋”，需要凭借扎实的监测数据来判断。
遗憾的是，我国的城市野生动物监测研究起步比较晚，目前已有的历史数据很少，无法进行有效的对比分析，这是王放在开展相关研究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表示，监测野生动物的各种手段，例如红外相机、gps脖圈、dna检测、遥感等已经比较成熟，难点在于配套资源的不足。“我们也有应对的办法，就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减少监测的密度，而增加持续的时间。例如对貉的监测，可能我们的追踪仪器没有太多，但我们坚持做上五年，也能得到有价值的数据。”
在冉景丞看来，对城市野生动物的科学治理，不能只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来做，而需要所有人形成正确的认识，并付诸行动，因为这本来就是与每个城市居民息息相关的事。“公众在这个领域还有不少认识盲点和误区，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科普很重要。”
令人欣喜的是，公众的力量已经参与进来。在上海，协助王放的志愿者团队已经有200多人，这次的松江居民小区貉的暴发事件中，最初信息来源于市民；处理过程中，市民也自发组织起来推动关键措施的落实。有几名中学生对此非常感兴趣，一直主动参与到团队的工作中来。
“在城市里，人的行为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非常快。”王放表示，只要人类足够友好智慧，我们的动物邻居也能直接给予积极美好的回应。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