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号”为什么开向了北方-凯发会员官网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这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回复“重庆”号巡洋舰官兵的电文，发表在1949年3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重庆”号轻巡洋舰，原为英国1936年下水的“阿罗拉”号（aurora），早期中文亦有人翻译成“曙光女神”号、“震旦”号。是英国皇家海军林仙级轻巡洋舰的4号舰，曾为地中海舰队的主力舰，指挥官为英军名将蒙巴顿。二战中，该舰曾参加过围歼纳粹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行动，在解放意大利的过程中更是令纳粹闻风丧胆，两个月内击沉德意法西斯11艘军舰，击伤9艘军舰，使得墨索里尼的海军称之为“银色怪物”。
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英王乔治六世都曾登上这艘军舰。二战之后，为了报答中国在战争期间为英国做出的贡献，特别是为了补偿港英当局代为保管的中国海军6艘巡逻艇之丢失，英国将封存的“阿罗拉”号移交中国。
为了接回并使用这艘满载排水量7200吨的大型战舰，1946年起，中国派出了大批海军学员前往英国，规模达上千人。1948年5月26日，在英国朴斯茅斯军港，中英双方进行了交接仪式，随后，“阿罗拉”号驶往中国，并在半途更名为“重庆”号。
当时，舰上的绝大多数官兵满怀着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希望将这艘在当时来说远东各国海军中的翘楚迎回国内，为国家争光。当“重庆”号驶抵新加坡时，当地华人华侨欢迎的盛况，更令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的官兵坚信这一点。然而，他们没想到，回到国内后，首先面对的是内战。加之海军内部派系倾轧、各种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出航一次回到岸上发现之前到手的金圆券相当于废纸，种种问题，使得官兵人心涣散。此时，潜伏在舰上的两股互不知道对方的中共地下党力量，开始谋划“重庆”号的起义。
1949年2月25日，天未拂晓，“重庆”号悄悄驶离吴淞海面，投奔北方而去……
地下党员互不知晓对方
从英国朴斯茅斯军港起锚时，邓兆祥和舰上官兵想到的是——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终于再次拥有了大型水面舰只。未来的国防将可能更有保证。
1948年8月，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重庆”号顺着长江抵达南京下关江面。8月24日，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登舰训话。桂永清带上舰的还有蒋介石特批的发给官兵的新钱——刚刚发行的金圆券。对此，在海外较长时间的“重庆”号官兵感到特别高兴。随后，包括孙科、白崇禧等一干大员，还有各国驻华武官都曾上舰，不少人还观看了为期一周的舰炮射击训练。经过一番“面子工程”的折腾后，“重庆”号接到命令：北上。10月6日，在天津塘沽，蒋介石登上“重庆”号。他是在用这艘海军巡洋舰为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打气。在舰上听取了国民党将领关于东北战局的汇报后，下舰之际的蒋介石命令桂永清坐镇“重庆”号，增援东北。在塔山外海，“重庆”号开始执行桂永清的命令，向正在进行阻击战的解放军阵地开炮。
“一发炮弹就能把一个排的阵地炸开了花！”这是参与塔山阻击战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对“重庆”号战力的描述。
从英国刚回到国内的邓兆祥，对这场内战本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此时又看到了一些来自上海爱国民主党派的报纸杂志，更无心恋战。于是，他向桂永清汇报称，“重庆”号舰体庞大，吃水很深，无法靠近海岸作战。而在远距离发炮，无法精确打击目标，甚至会误伤友军。于是，在塔山外海支持了5天后，桂永清下令“重庆”号南撤，返回南京。
邓兆祥不愿打内战，甚至在回南京的海上航行时，他还会偷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这些点点滴滴被一个人发现了。这就是“重庆”号上的士兵毕重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就安排1945年入党的毕重远到国民党海军内部。之后，他也到了英国接受培训，并接“重庆”号回到国内。“重庆”号初抵南京时，毕重远就请示过南京地下党组织。得到的指示是：“见机行事，策动起义。”对邓兆祥的态度，毕重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当“重庆”号官兵回到南京时，中共南京局的董必武曾联系国民党海军部参谋长周应聪，请周去做一些策反工作。周应聪在南京见到从“重庆”号下到岸上的邓兆祥后，曾对邓说过一句话：“国民党海军，看来是要换旗了。不知邓老兄怎么看？”生于1903年的邓兆祥比周应聪还小3岁，当时他并没有正面回应周应聪的问话，而是如此做答：“总之，我是不会去台湾的。”
回到南京的“重庆”号官兵，上了岸后，一个比一个沮丧。原来，刚回国时领到的金圆券，还没等存进银行或者到市面上花销，已经快变成废纸了。由此导致的是一些士兵在南京脱离“重庆”号逃跑了事。于是邓兆祥找桂永清汇报，期望桂永清能接济“重庆”号官兵。没想到，接济没求到，却挨了桂永清一顿痛骂。对于出身于福建马尾系的邓兆祥担任“重庆”号舰长，桂永清心底里是一百个不愿意的。表面上，却也得尊重邓兆祥的专业能力。于是，桂永清想到了一个招数——派自己的亲信，青岛系的牟秉钊任“重庆”号副舰长。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让牟秉钊跟着邓兆祥熟悉“重庆”号业务，另一方面则也起到监视邓兆祥的作用。桂永清希望，假以时日，能让牟秉钊接替邓兆祥出任“重庆”号舰长，将当时的中国海军第一舰彻底掌握在自己手心里。
牟秉钊上舰后，“重庆”号驶往上海。此际，毕重远觉得时机到了。
另一个觉得时机到了的，是张兴昌。表面上，他是江南造船厂派到舰上的技术工人，在锅炉房工作，而实际上，他是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派上舰的，任务是伺机协助舰上基层军官起义。
由于都是单线联系，毕重远和张兴昌这两位地下党员，一度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
开进长江前必须起义
毕重远通过在一个小型的士兵图书馆放置进步书刊、革命著作，并推荐给水兵们看，来传播革命思想，并筛选进步分子。之后，他与看守舰上武器库的好友调换岗位，彻底摸清了舰上轻武器的状况。逐渐地，毕重远的身边聚集起了陈鸿达、武定国等骨干，他们各自发展下线，成立了一个27人的“‘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对于坐拥600余个岗位的“重庆”号来说，27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这27人已经包括轮机、枪炮、通信、雷达、航海等各个岗位。
与此同时，张兴昌发展军官解放组织到17人。
1949年2月，士兵解放委员会和基层军官解放委员会，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协调，终于互相知道了对方。2月17日，在江南造船厂检修的“重庆”号接到命令，要驶往吴淞口待命。此前，舰上补充了大量弹药、淡水、燃料，还运上了不少铁皮箱。大家猜测，“重庆”号要么去台湾，要么就是重新回南京江面阻止解放军过江。
起义人员秘密商量认为，如果舰只开往南京的话，在长江里起义将异常困难——毕竟江阴、吴淞都有炮台，一旦起义，战舰将受到岸炮的轰击，很难脱身。必须趁还没接到命令的时机，尽快发动起义。
没有不透风的墙。27人加17人等于44人，已经占了舰上人员的7%以上。传言四起。就连刚担任副舰长不久、只随舰经历了从南京到上海短短一段航行的牟秉钊也觉察到了什么。牟突然下舰前往南京——一方面，人生地不熟的牟觉得自己在舰上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他是要向桂永清做汇报。更令毕重远、张兴昌等人担心的是，舰上安插有国民党特务，起义计划随时可能暴露。
当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派上两名长江引水员的时候，大家猜测——“重庆”号应该不会立即去台湾了，如果再不起义，开进长江阻止解放军渡江的命令随时就到。
1949年2月25日凌晨1点30分，“重庆”号起义！
从国民党指挥系统中消失
起义，第一件事并不是通电让全世界都知道。恰恰相反，起义者首先做的是切断无线电通信系统和所有电路，然后占领武器库。由于起义时，绝大多数舰上官兵都在睡梦中，控制全舰军官变得相对容易。
在舰长室，身着睡衣的邓兆祥被起义者围在中间。邓兆祥虽有起义的思想准备，可眼见起义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只得说出他的顾虑：“贸然开船，若引起附近的美英舰只开炮怎么办？船开到哪儿去？一旦国民党其他军舰发现‘重庆’号起义了，‘重庆’号如何甩开追踪？”
起义者听闻此言，也一时语塞。
邓兆祥考虑良久才又说，考虑到“重庆”号的前途，特别是士兵的命运，自己决定加入起义者的行列。他亲自制定航线，5点45分，晨曦里，“重庆”号启航，驶出航道复杂的长江口，以24节的速度向北方海面驶去。
天大亮后，开到吴淞口长江江面的国民党海军补给船发现“重庆”号不见了。上报桂永清。桂永清拼了命通过电台呼号，呼号过程中，自称对不起“重庆”号的兄弟们，让大家受委屈了，回来什么都好说。而此时，舰上早已没人听他啰嗦了。在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士兵解放委员会向全舰官兵播报了《告全体同学书》和《告海员技工书》，动员全体船员拥护起义。情真意切的文辞，让原本对起义有看法的一些人也迅速稳定了情绪，回到各自的岗位。
在茫茫大海上，“重庆”号甚至遇到了一艘美军运输船。幸运的是——运输船上没有重武器，无法对“重庆”号构成威胁。2月26日清晨，经历了25小时的航行，从国民党指挥系统中消失了的“重庆”号，出现在烟台外海。此时，解放军烟台警备司令部接到子午岛防御阵地电话称，发现不明战舰，请求指示。
当解放军发现烟台外海的战舰上有人挥舞白旗，所有炮口朝天时，才明白是一艘起义的国民党大舰。之后，虽然因为“重庆”号舰体庞大而终究被国民党飞行员发现，遭到轰炸，并最终自沉海底，解放后打捞起来又解体别做他用，但以邓兆祥为首的“重庆”号官兵，特别是毕重远等地下党员，为之后人民海军的建设，发挥了骨干作用，在社会主义国防和建设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万吨大驱逐舰，以及和“重庆”号满载排水量相仿的十多艘现代化战舰052d们守卫着祖国的海疆，并拥有越来越强远海作战能力的时候，回望“重庆”号，不禁令人有太多感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