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很可能在2020年进入衰退-凯发会员官网
可能是因为脱欧过程太揪心,很多人都快忘了2019年是欧元区20周年,而欧洲经济正在大幅度下行,甚至有分析人士预计,欧洲很可能在2020年进入衰退。
疲软的欧元区
1991年12月,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应运而生,将统一货币的想法正式纳入法律文件,并为欧元的问世定下了时间表。1999年1月1日,依据《马约》中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欧元正式诞生,那一年也是《马约》对欧洲成立货币与经济联盟所做规划的最晚时刻。
20年后的今天,欧元区扩展至19个成员国,覆盖3.4亿人口,欧元在国际支付中所占份额约36%,占所有央行外汇储备总额20%,已是全球第二大流通货币和第二大储备货币。
遗憾的是,自2018年夏季以来,国际贸易担忧情绪和全球经济放缓忧虑使得大部分机构不断下调全球经济前景。欧洲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导致欧元区经济增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增速的“后进生”。
欧洲经济有多不景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9年全球经济从2018年的3.7%下调至3.2%。其中,日本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济预测没有明显的变化。2019年第一、二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2.7%与2.3%,而欧盟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6%与1.2%。
虽然国际贸易紧张局势使得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但欧元区的衰退却最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9年欧元区的gdp增长率预计只能达到1.3%,较2018年下跌0.6%。不难看出,欧洲对于全球经济衰退可能负有主要责任。
作为经济增速先行指标的制造业采购人经理指数(pmi),则预示着欧洲经济更大的下行压力。欧元区pmi从2019年1月起已经连续9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9月份为45.7。在德、英、法、意四个大国中,2019年9月,只有法国的pmi略高于50(不过也仅为50.1)。德国的pmi指标当前在四个大国中处于最糟糕的水平,不仅从2019年1月至9月连续9个月低于50,而且2019年9月份仅为41.7。pmi的糟糕表现,意味着欧洲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增长状况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指出,三大因素导致欧洲经济大幅衰退——
首先,欧元区经济非常依赖外贸出口,因此国际贸易局势的不确定性使得欧洲经济更容易受到连带伤害。从以往数据看,出口占欧元区的gdp占比达到了28%,而美国仅有12%。
德国经济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11月11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第四季度世界经济景气指数跌至十年来低点。世界经济将持续降温,专家们预计世界贸易增长将显著放缓,私人消费和投资活动也将减弱。报告显示,在新兴经济体中,下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亚洲;在发达经济体中,下行压力主要集中在欧美。如今,欧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拖油瓶”。
其次,欧洲对于经济冲击的政策反应几乎都是错误的。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的时候,世界主要经济体通常会主动出击,并采取反周期的需求刺激措施。
相比于欧洲央行,美联储更早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路线,不仅10年来首次降息,同时还采取了背靠背降息的方式。但是欧洲方面,对于需求疲软的政策调整却往往是顺周期的,随着近期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欧元区各主要经济体考虑的不是扩大财政政策,而是提高税收并削减公共支出以控制赤字。
最后是欧洲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从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到意大利出现新民粹主义政府,再加上欧盟预算委员会在预算问题上冲突不断,引发了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的担忧情绪。
因此,欧洲很可能在明年进入衰退。更让人担心的是,当前全球处在分化之中,合作的基础正在丧失。欧洲各国很可能货币政策各行其是,无疑加剧市场的风险。
欧罗巴之船,在世界经济的汪洋中,风雨飘摇。
“火车头”德国怎么了?
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11月6日报道,长期以来位居欧洲第一的德国经济现已停滞不前,并处于技术性衰退的边缘。
从历史上来看,当欧洲经济下行时,核心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经济增速通常高于外围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但近期欧洲经济下行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核心国家德国经济减速明显。
2018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第一季度,德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1%、0.9%、0.8%与0.0%,不仅显著低于法国与英国(2019年第二季度分别为1.4%与1.3%),甚至低于希腊(2019年第二季度为1.9%)。
为何当前德国经济增速如此糟糕呢?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张明指出,从德国国内“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导致德国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净出口贡献持续为负;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低迷。
2018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净出口对德国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为负,2019年第二季度更是达到-1.1个百分点。2018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由1.6个百分点下降至0.1个百分点。换言之,出口表现不尽如人意以及国内企业缺乏投资意愿,是德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原因。
当前市场上与学术界对欧洲国家的一个批评是,有些欧洲国家过早地收紧了财政政策,导致稳定经济增长的压力过度压在了货币政策上。这个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德国,从2013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德国综合财政结余占gdp比率已经连续23个季度为正。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欧洲主要大国中是最低的,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仅为61.2%。如果说希腊、意大利这些重债国(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分别为182.1%与138.6%)保持财政盈余或者较小的财政赤字是必须的话,那么在本国经济显著减速的背景下,德国继续保持财政盈余的做法的确就值得商榷了。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经济之所以在应对外部变化时变得“脆弱”,跟其近年来乐观预估出口形势,对外资、商业自由过分限制有一定关系。此前,凭借“经济火车头”优势,德国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中国企业也前往大幅投资。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外国投资的最大来源国,甚至超过德国对华的投资额。
然而,2018年德国却开始加强外资投资管理,将外资收购德企的审查门槛从25%股权下调至10%。似乎是对德国商业自由信心下降,中国企业对德国的投资同比出现了大减。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企向德投资5.05亿美元,只有2018年对德投资(100亿美元)的零头。
此外,德国在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据外媒报道,德国向华为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华为5g网络测试中增加一项可靠性测试……事实上,对于当下的德国而言,要想保持经济的稳健发展,除了维持制造业优势,秉持包容开放的商业精神同样重要。
法英自顾不暇
当德国无法在欧洲发挥“火车头”的作用时,同为“三驾马车”的法英两国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11月12日法国央行表示,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对工业造成压力,法国经济增长2019年年底将稍有降温。与此同时,法国工业领域的高管们预计11月生产就会放缓。
2018年,马克龙政府计划上调燃油税引发“黄马甲”运动,到今年11月17日正好一周年。11月16日,示威者在全法多个地方举行游行活动,巴黎街头百余人被捕。国内动荡,也让法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第二季度,法国的失业率为8.5%。到了今年第三季度,法国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加了0.7%,总人数达262.8万。
尽管法国政府不断致力于改善法国家庭财务状况,但民众面对国内外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及对政府未来持续性结构改革所带来的外溢冲击,仍谨慎选择更加稳妥的储蓄方式,也使得政府的刺激性政策效果未能转化为消费红利。据法国央行统计数据,在2019年3月至10月,法国民众购买力增长约85亿欧元,消费规模仅为31亿欧元,相当于近2/3的收入增长转化为储蓄。
专家认为,面对法国政府在民众压力与推行改革方面的艰难平衡,如何从根本上提高法国生产率,并将具备优势竞争力的产业、技术及创新引领转化为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柱,才是关乎法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坚实基础。
而因为脱欧进程举步维艰的英国也深陷泥沼——2016年6月英国进行全民公投后决定退出欧盟。2017年3月英国启动“脱欧”程序,计划在两年内完成“脱欧”谈判。由于英国内部分歧较大,“脱欧”期限推迟至2020年1月31日,并决定于12月提前举行大选。“脱欧”进程一再受阻,英国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根据英格兰银行预测,2019年四季度,英国gdp只能保持0.2%的增长速度。最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表明,英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景气度虽然有所回升,但企业新增投资意愿仍处于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报告,英国央行计算,英国如果有协议“脱欧”,将导致人均年收入减少750—850英镑;若无协议“脱欧”,人均收入将减少1700—2010英镑,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8%,失业率升至7.5%,房价下跌30%,英镑贬值25%。
欧洲央行,能否力挽狂澜?
欧洲经济前景未明,而素有“超级马里奥”之称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10月底离任前,留下了“降息 量化宽松”这套“组合拳”,以期帮助欧元区经济重获增长动力。
事实上,尽管欧洲央行最终决定在9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推出这套“组合拳”,但从后续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到,这套货币政策方案在欧洲央行内部已经引发了不小的反对声。更重要的是,面对当前欧元区乃至欧洲经济面临的重重困难,单独依靠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恐怕难以拯救欧洲经济。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或将是欧元区经济走出阴霾的一个重要途径。
面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财政政策应当站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欧盟成员国中拥有预算盈余的德国理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先行者。然而,欧盟统计局将德国2018年预算盈余上修,这可能意味着德国依然将延续预算盈余的态势,大幅度地增加财政开支的可能性不大。
世界银行最新经济报告指出,欧盟成员国必须加强其弹性增长机制,以抵御经济危机,保护最弱势群体,并确保收入能够迅速反弹。高度的不平等和不信任会危及社会稳定,并限制政府应对无法预见的危机。报告强调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不平等的加剧侵蚀了公众的信任,削弱了国家机构的弹性。反过来,这些较弱的机构会在公众中造成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一半国家的公众信任度低于平均水平。
11月1日,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正式接棒德拉吉,出任第四任欧洲央行行长。这位63岁的法国女性曾是法国第一任女性经济部长,imf第一任女总裁。作为律师出身的拉加德,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功应对证明了她过人的危机公关能力。外界预计,虽然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转变,但拉加德的就任无疑会给欧洲央行乃至欧洲经济带来新的契机。
欧洲经济是否能在拉加德的带领下走出阴霾?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