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那一幕，让世界变得更好-凯发会员官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时，如此说道。
回首50年前的金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立即发出邀请——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
此时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开始之后从未有过的。在北京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消息的，不仅有中国领导人，还有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此时的他，正要结束在北京的访问，返回美国。
尽管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外交关系，可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基辛格已经两次来到北京。比起7月从伊斯兰堡乘坐巴基斯坦民航的波音707飞机秘密到北京来，10月基辛格的中国行，是公开行程的。
刚到北京，基辛格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美国不同意在联合国驱逐台湾当局的行动。”基辛格的话，听起来对北京颇为友好，可实际上包含着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祸心。
毛泽东主席当面回复基辛格：“我们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我们今年都不进联合国！”
北京时间1971年10月26日上午，亦即美国东部时间25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基辛格话别时，周恩来总理如此对基辛格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此时，中方已经知道了从联合国传来的好消息，而基辛格还蒙在鼓里。
基辛格回道：“我希望，我不用很久就有此机会。”说这话时，他看上去依然踌躇满志。送机的乔冠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向基辛格透露什么，而只是问了句：“您认为今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回答说：“大概得再等一年，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应该差不多”。乔冠华仰天大笑说：“我看不见得！”
到了机场，当面对记者提问——对联大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怎么看时，基辛格并没有正面回复，而是强作镇定，以看似轻快的步伐登上舷梯，到机舱口来了个礼节性的转身，挥手告别。
毫无疑问，基辛格挥手告别的是一个时代。同时，他的挥手，有一种他日再见的意思表示。
不容忽视的一极
在基辛格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前3天，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假日酒店就世界经济问题发表讲话，其中说道：“我们曾经是世界第一……但这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当我们展望5年后、10年后，或许是15年后的世界，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他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还有日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谓。
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危机四起的时候。尼克松堪萨斯讲话的背景，是美国正经历第七次美元危机。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更令美国人头疼的是经济问题。二战之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瓦解。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美国对其盟国小伙伴的背信弃义。但美国如果不这么做，后果更不堪想象——如果美元不与黄金脱钩，但凡盟友向美国挤兑黄金，美国大概率会破产。
为了扭转美国的颓势，尼克松指挥基辛格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但当时，美国方面仍没有脱离二战以来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特别是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美国仍想高高在上。
实事求是地说，所谓联合国，作为二战之后成立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其成立初期，美国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联合国的前身是“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中，通过了建立国联的草案。在当时的世界两大巨头——英、法的操纵下，由时任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牵头，起草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联亦宣告成立。可就在威尔逊因促成国联成立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却一点儿也不给刚刚卸任的威尔逊面子，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亦即美国拒绝加入国联。早在1900年左右，美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可哪怕经历了主战场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欧洲国家无论输赢多多少少实力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实力相对来说继续增强，这种情况下，美国依然无法主导国联，于是索性退出。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打，对于中国来说，亦见多了常任理事国为英、法、意、日的国联的种种嘴脸。譬如连当时的美国都看不下去的将德国在青岛权益转给日本，而非转给拥有青岛主权的一战战胜国中国；譬如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可国联对此却扮演了极其尴尬的角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在当时的中国政府请求下，派出了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1932年10月，国联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提交的长达270余页、共10章的调查报告。前8章是调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是非，指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有预谋的侵略。其主要内容有三——第一，“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预备的计划”；第二，“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三，承认东北三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看起来，李顿所率“国联调查团”的调查报告详实可靠，可其第9章、第10章给出的解决办法却荒腔走板——报告不主张让东北恢复原状，而是建议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治安”等。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在国联进行交涉的外交官顾维钧即称，李顿报告“前八章事实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则似乎很难受既成事实的影响”。问题是，即便如此显失公允的报告，当时的日本政府仍不满足，其发言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则绝无。”1933年3月，日本派出代表松冈洋右，跑到日内瓦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国联都没能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这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联来说，是偌大的失败。
1946年4月，国联宣告彻底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联合国。
从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到1874年成立万国邮政联盟，再到1899年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人类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在找寻和平解决危机和防止战争发生的办法。然而，无论是诞生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还是诞生于一战之后的国联，都无法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与国联相比，自联合国诞生后，世界大战还真没有发生过。这到底是联合国本身有很大能力，还是人类社会找到了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恐怖平衡呢？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
对比国联是在一战之后于巴黎和会期间筹建，联合国的诞生则是在二战期间，由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发起。1942年1月1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26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联合国家宣言》脱胎于26国对1941年8月14日美、英所公布的《大西洋宪章》的赞成，甚至“联合国”这一名称也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提议，可联合国在成立之初，已经并非由美英单方面主导。
苏联显然是鼎力支持联合国成立的一方，而中国的力量在当时也已经不容忽视。1943年10月，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签署宣言，号召尽早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
自19世纪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凭什么可以跻身“四强”行列，与美、英、苏平起平坐架构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当时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来一些人的疑问。譬如在国际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中国能有如此高的国际地位表示不满；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亦称，当时苏联在欧洲战场与德国法西斯作战，而并未向日本宣战，苏联、中国当时没有共同敌人，没有必要坐在一起共商大计。这也导致了苏、美、英、中在莫斯科签署宣言之后两个月，德黑兰会议只有美、英、苏三国参加。在1943年12月1日的午餐会上，美、英、苏更是直接谈起如何分配中国领土的问题。丘吉尔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英国现在不反对俄国得到不冻港的通道”，并“希望将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看到俄国的舰队和商船队”。斯大林问，英国“在远东能够为俄国人做些什么”。罗斯福接着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斯大林还有所迟疑，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罗斯福在没有中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代为许诺：“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的主张。”
尽管依然遇到了犹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帝国主义出卖的局面，但二战后期的中国，确实也令列强感受到了不可战胜的力量。譬如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整整十年，中国是在独立抗战。中国抗战前期，美国还在不断地向日本售卖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率领的部队在菲律宾被日军打得抱头鼠窜，美国才认识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巨大意义。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容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蒋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研究，决定派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6月25日，旧金山会议与会代表通过《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以中国第五位代表的身份，庄严地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也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这一载入史册的镜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代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949年9月下旬，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郭沫若、李济深等44人联名提出《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完全可以说，此时此刻，蒋介石集团就已经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
11月15日，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取消它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此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长期被败退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窃据。
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5届联合国大会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1951年美国操纵第6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与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最终美国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越南、老挝、柬埔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战争激战正酣之际，1953年9月28日，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赞成这一提议。
1954年，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本来，这是个比较好的契机——在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中国经历了整体的政权更迭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应该拥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可时任美国国务卿、麦卡锡主义者杜勒斯对能够在朝鲜战场上击败美军的新中国愈加充满敌意。中美没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握手。
1961年，第16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哪知道，到了1970年，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美国认识到一点——就全世界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越来越多。
美国不得不思考——如何与新中国发展关系，但同时又要维系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一件事在加速其发展中美关系，那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关系交恶的中国和苏联，关系有了缓和的迹象。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处于冷战中的美国政府，决定加快与中国的接触进度。
而此时，中国也在向美国释放善意。毛泽东于1970年12月18日将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请到中南海，足足聊了5个小时。谈话中，毛泽东通过斯诺向美国方面释放信息——欢迎尼克松来中国。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15日，尼克松就召开记者会，宣布他即将访问中国。身在台北的蒋介石得到消息，破口大骂。蒋介石心中十分清楚，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就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将发生极大的转变。但他还是希望有所挽回。而美国方面当然还想打台湾牌。尼克松于1971年3月，派遣罗伯特·墨菲为特使，到台北。墨菲告诉蒋，美国决心要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但与新中国发展关系已经成了美国的既定政策。蒋介石当时已经接近默认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在墨菲临走时，蒋问他，如果美国搞出中国在联合国的“双重代表权”案，那么，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到底归北京还是台北？对这个问题，墨菲没有明确回答。
真正代表国际社会给予蒋介石回答的，则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于1971年7月至10月的行事。7月15日，17国代表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加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其依法所应占有的席位自从1949年以来就被系统操纵的排除在联合国以外”。经过9月25日、29日两番博弈，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23国提案，2758号决议，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就在该决议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支持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甚至希望将驱逐蒋介石集团的内容另案表决。然而，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全都没有成功。
当电子计票器显示出计票结果时，灯火通明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等17个非洲国家常驻代表竟然情不自禁地从代表席上站立起来，高声欢呼胜利。坦桑尼亚常驻代表更是离席舞之蹈之。这可是联合国从1945年创立后极为少见的欢乐场面。
在会场恢复平静后，吴丹发言：“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收到2758号决议通过的报告，周恩来说：“我们这次没有料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会被通过，而且是以压倒多数，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被通过。美国的计算机失灵了，这对美国政府是个意外，对中国政府也是出乎意料。”
接到吴丹的邀请，中方决定派出代表团，于1971年11月9日出发参加联合国大会。毛泽东亲自拍板，由时任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为团长。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代表团领导层时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再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泽东还给代表团提出一个要求，“要向一切支持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国家一一表示感谢”。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受到了盛大欢迎，57个国家在大会致欢迎词，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美国媒体也做了大篇幅报道。在2758号决议通过之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以“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媒亦报道了基辛格在接到决议电报后的苦笑。基辛格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但我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走过“金婚”，前路更可期待
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亦可称之为新中国与联合国的“金婚”之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同联合国携手同行、相互成就。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吴雪明表示：“当下和未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格局和全球体系中地位和影响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于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吴雪明看来，中国在联合国中，起码在四方面可发挥作用。一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中国是组建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国家，对联合国维和事业已经并将继续做出巨大贡献。二是在气候合作方面，中国制定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三是在发展方面，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注重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为全球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四是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全球人道应对计划，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并宣布一系列支持全球抗疫的重大举措，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吴雪明还告诉记者，维护联合国作用需要所有会员国都体现负责任态度，履行应尽义务，大国尤其要做表率。“财政是联合国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联合国经常性预算主要来自所有会员国所缴纳的会费。当前联合国财政状况堪忧，一些会员国拖欠会费与维和摊款是主要原因之一。”吴雪明说，“在联合国会费中的分摊比例，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而是否按时、足额缴纳联合国会费和各项摊款，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国际信用和责任担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第二大会费与维和摊款国，中国一向高度负责，及时缴纳会费和各项摊款，认真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而且，2015年，中国宣布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体现了对联合国的支持，与分摊比例最大但拖欠会费最多的某国形成鲜明对比。”
9月2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线上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联合国高级官员、100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各国驻纽约记者和各界友好人士等共200多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庆祝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向所有关心、支持中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致谢。他表示，5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50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捍卫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利益担当尽责。
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在致辞中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为促进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增强了联合国的代表性，是《联合国宪章》精神得到落实的体现。50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克拉姆回忆了50年前在联合国大会厅亲眼见证第2758号决议通过的历史性时刻。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来，取得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发展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英国、爱尔兰、南非、埃及、津巴布韦、阿联酋、古巴、泰国、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表致辞，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肯定中国在维和、减贫、气候变化等领域对联合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普遍表示愿同中国加强多双边合作，期待中国为推动联合国事业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更大作用。
“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世界贸易和经济领域。实际上，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平衡力量。中国在全球层面的影响力，将使我们或多或少能达到公平的平衡，这将确保当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贸发会议前秘书长素帕猜如此之说，实际上，点出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向好发展的可能性。(主笔 姜浩峰)
链接：联合国专门机构
世界银行(wbg)
成立于1945年，1946年6月开始营业。宗旨是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推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
世界卫生组织（who）
前身可追溯到1907年成立的国际公共卫生局和1920年成立的国联卫生组织。 1948年4月7日，世卫组织成立。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成立于1945年11月。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
国际劳工组织（ilo）
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作为国联附属机构成立，1946年成为联合国附属机构。日常事务是制定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供成员国批准实施，以及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与技术合作。
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先于联合国本身，成立于1945年10月。主要职能是：搜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世界粮农生产和贸易信息；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讨论国际粮农领域的重大问题等。
农业发展基金（ifad）
1978年1月正式开始业务活动。宗旨是筹集资金，以优惠条件提供给发展中的成员国，用于发展粮食生产，改善人民营养水平，逐步消除农村贫困。
国际海事组织（imo）
成立于1959年1月6日，原名“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1982年更名。作用是创建一个监管公平和有效的航运业框架，并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wmo）
前身是诞生于1873年的国际气象组织（imo） 。wmo建立于1950年，次年成为联合国有关气象（天气和气候）、业务水文和相关地球物理科学的专门机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1893年成立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70年后，《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生效。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变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7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为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1947年4月4日，国际民航组织正式成立，同年5月13日成为联合国一个专门机构。宗旨和目的在于发展国际航行的原则和技术，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规划和发展。
国际电信联盟（itu）
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国际组织，可以追溯到1865年。1947年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使命是使电信和信息网络得以增长和持续发展，并促进普遍接入，以便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参与全球信息经济和社会并从中受益。
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成立于1966年，1985年6月改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宗旨是通过开展技术援助和工业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万国邮政联盟（upu ）
1874年10月9日成立 “邮政总联盟”，1878年改为现名。1978年7月1日起成为联合国一个关于国际邮政事务的专门机构。宗旨是促进、组织和改善国际邮政业务，并向成员提供可能的邮政技术援助。
世界旅游组织（unwto)
成立于1975年1月2日，2003年11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宗旨是促进和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有利于经济发展、国际间相互了解、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