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合国往事-凯发会员官网

　　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到如今的50年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得到大幅提升。

　　尤其近年来，联合国机构中的中国事务和中国元素逐渐增多，很多部门主动希望接收中国人，以帮助协调中国与机构间的关系。而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中担任高级别职员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

　　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在国际组织中有829个专家岗或更高级别岗位由中国公民担任，相比2015年增加了41%。

　　但客观来说，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总人数仍然偏少。相信随着中国现今成为联合国会费缴纳第二大国，国际组织内中国人的面孔会越来越多。

　　近日，《新民周刊》采访了前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会议管理部口译负责人李正仁和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担任笔译员的夏平教授，讲述了他们在联合国的那些往事。

在“第一排”看国际风云变幻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尤其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因此，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当时，联合国提议参照在莫斯科开设培训班的模式，在国内培养可用之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任译员的夏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

　　“在报纸上看到联合国译训班招生信息时，我已经好多年没参加过考试了，一开始只是抱着去试试看的想法，想看看自己笔译、口译水平还行不行，没想到真的成功通过考试，并最终能去联合国工作。”夏平回忆道。

　　1966年，夏平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外轮公司工作了13年，主要负责与外轮工作人员沟通，“这个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和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口音的人打交道，口语练习的机会就较多”。

　　536人参加了那年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据夏平介绍，初试淘汰了很多人，只剩下43人前往北京参与复试。

　　复试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外。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夏平告诉记者，他们中有大学教师，也有刚毕业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我当时35岁了，但我们这一届年纪最大的是39岁，而最小的则是现在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当时才22岁。而后来担任我国驻美大使的崔天凯也是这一届的学员”。

　　1981年8月，夏平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派往联合国纽约总部担任笔译员。在纽约，他们两人一间办公室，常年有大量文件需要翻译，尤其在每年9月至12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任务就更加繁重。

　　“会议期间，文件必须很快翻译好，甚至有的需要当天完成。但平时工作强度还好，平均每天翻译3-4页左右，一般是先把近期的翻译好，再处理以往的。”夏平表示，虽说日常工作鲜有波折，但当时的一个工作小插曲让他仍记忆犹新。

　　有次，格林纳达（grenada）突发事件。半夜，夏平的一位口译同事被从热被窝里召回办公室，要求将急件迅速翻译成中文发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口译员差点以为是有关手榴弹（grenade）的内容，“过了好一会儿才真正进入状况，原来是格林纳达的人写了信向联合国告美国的状”。

　　在与联合国的三年合同到期后，夏平回到了中国，之后从事着翻译、教师的工作。在1999年至2006年间，他还担任过日内瓦、曼谷等地联合国机构的约聘审校人，有时也会到当地出差几个月。

　　至于闲暇时间的生活，与在联合国工作时相差无几，夏平喜欢关起门来看书，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用语和专业知识。在他看来，这也是作为翻译人员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如今，夏平过上了退休生活。回想起联合国的工作经历，他形容，就像是坐在戏院的第一排，亲眼看着国际风云变幻，开拓了自身的眼界。而看到中国逐渐强大的国力和日渐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夏平感到十分欣慰。

中文记录得到重视

　　1982年，第三期招生，联合国译训班学制改为两年，此后一直没有变化。

　　李正仁是第四期译训班的学员。“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中文的记录极不受重视。”李正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时，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中文）中，只有中文没有“逐字记录”这一职位，“因此，我们那一届除了口笔译外，也增加了逐字记录的培训”。

　　据了解，逐字记录是联合国机构记忆的一部分。逐字记录以六种正式语文同时印发，其作用是记录“谁在会上发言”“具体说了什么”和“作出哪些决定”，也是经过编辑的会议记录。每种语言版本都包含用该语言所作的发言和用其他语言作出的发言的译文。

　　李正仁清楚地记得，1984年7月2日刚毕业，他就和其他7个同学办了手续前往纽约，“因为9月16日联大就要开始了，中文的逐字记录科也就在这时正式运作了起来”。

　　“逐字记录员不多，有权获得正式逐字记录的联合国机构，仅限于大会一般性辩论、安全理事会等小部分机构。我们当时就8个人每人10分钟轮流记录，如果轮到你的时候，发言人语速很快，那可能需要翻译的内容就多一些。”李正仁介绍道，中文逐字记录员的工作是以书面形式把会议期间所有发言快速译成中文，作出永久的历史记录。而逐字记录员在过去必须本人前去所有会议的现场，但现在已能够通过电子传输的会议数字录音开展工作，“早先安理会开会时，马蹄形的桌子中间那张长方形的桌子，坐着的就是我们逐字记录员。无论会议几点结束，逐字记录的工作都要求在第二天上午10点前完成。因此，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加班也是经常有的”。

　　李正仁告诉记者，当时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际公务员”，发放联合国工作人员护照，但同时他们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必须遵守《外交人员守则》。译训班译员们大部分被定为p2职级，即专业类工作人员，每月薪资大约3000美元起。但工资需国家统一管理，每人每月再根据外交级别领取几十美元的工资，其他的费用，如住房、餐饮等均由国家承担。当时的苏联、越南等也是这种做法。

　　而在纽约的中国工作人员都住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管理还算轻松，晚间也可出门。虽然上下班单程需要40多分钟，但李正仁和绝大多数同事还是选择走路上班，“纽约的生活成本还是挺高的”。一般，早餐、晚餐通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可向代表团联工组报销。有时晚上工作得晚，需在外用餐，也可以报销。

　　1989年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成立十周年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来到训练部讲话。他说，中文翻译处在会议记录的翻译上已经“迎头赶上”。以往会议记录的中文本常常迟发，现在已能和联合国其他五种正式语文文本同时分发。他说，优秀干练的译员帮助说中文的代表同其他会员国交流意见，协助联合国秘书处了解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资料，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发挥着核心作用。

　　后来，由于联合国中文翻译职位空缺逐年减少，而译训班毕业生越来越多。因此，1993年起，联合国不再提供资助。从1979年到1994年，译训班共开办13期，培养了200多名人才。

从口译员到管理层

　　1987年，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有了一个口译员的职位空缺。“当时，代表团征求了我的意见，因为我学过口译，也有联合国颁发的口译文凭，所以很愿意去试一试。”李正仁坦言，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译训班的学员签订的都是五年的合同，“想法也很简单，已经在纽约总部待了两年半了，后面两年半能去欧洲工作也不错”。

　　机缘巧合下，李正仁最后来到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unog）担任口译员。在李正仁看来，比起笔译和逐字记录，口译员的工作严谨方面要求更高，尤其是中译外，“因为说出去的话就好比泼出去的水，没有改口的机会。如果把代表的意思翻错了，甚至可能出大问题”。

　　事实上，大多数会议有会前和会期文件可供口译准备，但有时开会时却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时，各国代表常常即兴发言，不时“吵架”，言辞激烈。口译员不仅无法提前准备，且不能有任何错漏，还要能译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达。

　　“所以，尽管每周有三个半天的休息时间，我们也要不断补充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词汇。”李正仁记得，有次他的一个同事开会差点迟到，匆匆忙忙进了“翻译箱”。正好是中方代表发言，会议讨论的是“橡胶”问题，但他却听成了“香蕉”，“当听到‘banana’的时候，全场哄笑。幸好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也及时改口，但他后来就被我们笑称为‘banana boy’”。

　　由于合同年限的关系，此前中国人很难在联合国做到高级别的职员。“p级职员里，最高级别是p5，需要有大约10年的工作经验。”李正仁告诉记者，一直到1991年左右，我国正式停止了只能通过推荐去联合国的规定，个人也可以和联合国续签合同或者终身合同。

　　就这样，李正仁一步步做到了资深口译员、中文口译负责人，级别也升到了p5。当时任unog会议管理部口译负责人任期满了后，李正仁有资格，也有信心竞聘这一管理职位，“当时，万国宫里隶属联合国本部的只有8个d1（director，联合国高级管理人员），要求有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

　　初试的书面答辩顺利通过，李正仁最后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这个职位之前从没有中国人担任过，但我觉得自己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2007年11月23日，李正仁50岁生日当天。在家休息的他接到了unog总干事的紧急召见。到了办公室，总干事却只有闲聊。“我心里还不懂为啥要召见。”但没过一会儿，李正仁便收到了最棒的生日礼物。“突然，秘书走了进来，把一个文件夹呈给总干事。总干事当场签字，祝贺我担任口译负责人。”

　　2008年1月1日起，李正仁正式上岗。但新官上任，他的一个秘书仗着自己资历老，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很多原本要经过他审批的工作，这位秘书都自作主张决定了。这件事被李正仁知道后，立刻明确了工作流程和管理规章，从源头遏制了这一作风。此后，工作也逐步步入正轨。

　　多年来，李正仁每年要负责协调组织联合国六种语文的一百多名全职口译员和数百名兼职口译员；全年为日内瓦办事处负责的七千多场会议安排口译服务，负责过日内瓦以外的重大国际会议的实际口译工作，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气候变化大会、荒漠化大会、裁军大会等。联合国人权机制下每年有近百次国别访问，翻译也是李正仁负责安排。

　　2017年11月，李正仁从联合国退休。深知口译的重要性，多年来他在培养口译专业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李正仁于2003年与unog口译负责人一道启动了联合国高校合作项目，该项目4年后升级为联合国外展项目，与全球23所培训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的院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今后，尤其在多边外交方面，中国要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口译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方案都是通过口译传出去的。如果翻得不好，那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李正仁表示。（记者 应琛 实习生  张懿月）

链接：中国人担任的重要职位

　　1991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了一个5人名单，推荐他们去该组织教育部门任职。

　　2006年11月9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2011年7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名任命中国人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

　　2013年6月28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式任命李勇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此前李勇为财政部副部长。

　　2013年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由此，徐浩良成为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中国籍官员。

　　2014年10月，中国推荐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新一任秘书长。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荐的柳芳当选国际民航组织新一届秘书长。

　　2019年，前农业农村事务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