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保护的中国担当-凯发会员官网
1959年，埃及政府打算修建阿斯旺大坝，可能会淹没尼罗河谷里的珍贵古迹，比如阿布辛贝神殿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于是，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努比亚行动计划”，阿布辛贝神殿和菲莱神殿等古迹被仔细地拆开分解，然后运到高地，再一块块地重新组装起来。这个保护行动共耗资8000万美元，其中有4000万美元是由50多个国家集资的。这次行动被认为非常成功，并且促进了其他类似的保护行动，比如挽救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等。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起草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协定。
1973年，美国最先加入公约组织。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召开会议，评审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地质和生物结构的自然面貌、濒危动植物生态区和天然名胜。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共同保护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中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6年，中国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截至2021年7月，中国已有56项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世界文化遗产38项（其中包含世界文化景观5项）。
我国是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数量、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这一成果的取得，与我国对遗产事业高度重视和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科学部署密不可分。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中国所拥有的每一项世界遗产及预备清单中的项目，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殊的集体记忆，代表着中华民族取得的各项历史成就，如今都已成为被国际普遍认可的意象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
2021年7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梅希蒂尔德·罗斯勒说：“中国在保护国家和地方遗产方面取得了进步，大量自然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保护世界遗产方面，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她还说：“2004年，我曾参与在中国苏州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的筹备工作。时隔多年，我目睹了中国在保护国家和地方遗产、参与完善世界遗产方面取得的进步。中国大量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国文化遗产遍布华夏大地，区域性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和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构成，使得我国的文化遗产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从而对保护实践提出了差异化、多样性的要求。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也对遗产的保护发展提出了许多新命题。
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国家战略地位。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发展的理念精神与工作框架，在遗产保护制度建设、遗产传承发展与创新利用、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方面探索出多样化路径，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语境的遗产保护道路，为全球遗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经验与重要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一片浩渺的“绿色海洋”映入眼帘。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誉的武夷山在经过大力保护之后，一度难觅踪迹的黄腹角雉、眼镜蛇、黑熊、穿山甲，而今不时出现在巡护镜头里。
2016年，武夷山被列入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探索共商共管共建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中国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大力推动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发展，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武夷山正可以说是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国拓展了世界遗产保护的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乃至全球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思想库。用法律和制度构建起世界遗产保护网，建立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监测和研究工作体系，实现对遗产地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监管。同时，充分利用专业机构力量和新技术，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更多、更好的实施路径和方式方法。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国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保护管理体系。实施故宫、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布达拉宫、大足石刻等一批重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充分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与创新，借助多学科、跨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保护研究，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和理论实践同步发展。
纯粹的自然遗产展现了中国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和壮丽河川。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梵净山等为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九寨沟、武陵源等是举世罕见的天然名胜奇观；南方地区喀斯特和丹霞地貌见证了中国地质发育与演化的历程，以此形成多样的罕见地貌。至于混合遗产，如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闻名的黄山，以“秀山、奇峰、幽谷、险壑”享誉中外的武夷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中国特殊和丰富的地质环境及生物资源，并且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信念等，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技艺、信仰、习俗等可传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成果。中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记忆遗产，都是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移动互联网时代，世界遗产保护还要在精细化、智能化上做文章。江西三清山为强化遗产地的环境综合整治，采取了“山上游、山下住”“净菜上山、洗涤下山、垃圾下山”等一系列措施。鼓浪屿动用了数字化手段实施保护监测，订制专门的app调控游客量的峰值、监控房屋的特征要素。还有厦门的鼓浪屿，每天的登岛游客数量已被限制到5万人，这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必要的措施。而甘肃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在2014年也做出参观预约、限流的规定，以减少过多游客带来的湿气、二氧化碳对千年壁画的损害。这些保护措施都是必需的，也是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与世界各国联合考古
罗斯勒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一起努力，相互交流经验，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产。保护世界遗产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为后代做出贡献。
如今，中国不仅努力保护好自己国家的遗产，而且也开始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联合考古。
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2017年，中国考古学家首次组建的现代人类起源考古队飞赴肯尼亚，进行为期近50天的考古发掘，寻找现代人起源的关键证据，探索人类起源奥秘，由中国人主导进行发掘，增加了中国在国际考古学术领域的话语权。
这几年，文物保护工作、考古工作越来越国际化，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认可度越来越高。像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已经25年了，中国已经从最早的参与者，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还承担了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的项目。我们国内科研单位和高校也有很多走出国门，洪都拉斯、埃及、印度等国都有我国参与的考古项目。这一方面弥补了中国考古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将中国考古学放到亚洲、世界的视野里。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成果，正在影响国际学术界。
早在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高大伦在越南同行处获悉，越南有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遗存，并见到了相关文物的图片和资料。这一信息对于破译三星堆文化之谜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去越南考古！”这个想法让高大伦振奋不已。
这是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界“走出国门第一铲”。
2006年，一支中国考古队终于出现在越南的遗址上。他们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上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丰硕成果，受到了越南同行的高度肯定。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在曼布鲁伊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御用官器瓷片。这两种官窑瓷器的年代与郑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了郑和曾到访非洲的事实，极大地推进了关于郑和航海壮举的研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赴肯尼亚的中国考古队也是我国第一次派出前往非洲的首支考古队！一直以来，都没有一支专业的中国考古专家团队踏上非洲这片神秘的土地，探索人类起源的奥秘。这次组队成行，不仅实现了中国考古学家的梦想，而且还标志着中国的专家已正式加入在非洲探索人类起源“国际考古俱乐部”。相信一定会对非洲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和遗产保护做出贡献。
把文化遗产原原本本地保存下来并不简单。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奠定了对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不论是保护我们自己国家的世界遗产，还是联合世界各国一起来考古和保护遗址，中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也还有不少路要走。（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