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底色，是红色的！-凯发会员官网
“轮值店长”，这是张文宏医生5月7日下午出现在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亚青中心青书馆时亮出的新身份。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毫无疑问，张文宏也是复旦人。来到邯郸路校区的他，是来参加“思南·初心书房”复旦站启动仪式的。
当天，张文宏向复旦学子荐书——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王为松一起，向复旦师生荐读党史书籍《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今年的“五一”假期，“思南·初心书房”推出的红色文化主题快闪店，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主题，集中展示一批精品图书，成为上海不少地方的亮丽风景。与此同时，在地铁1号线徐家汇站“地铁文化长廊”，一场“海派之源中的红色基因”主题展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国歌展示馆推出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图片展”，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阔篇章……
至于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杨浦图书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红色场馆，在“五一”假期也都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以此引领人们追寻前辈和先烈留给上海的宝贵历史记忆。据上海市文旅局发布的统计数据，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8家红色主题类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7.42万人次。有媒体评论称，红色之旅成为上海假日出游的新热度，红色地标成为上海假日目的地的新首选。
能在都市里找到如此多红色印记——无论流动的快闪仪式、主题展，还是固定的红色地标，显示的则是上海，这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底色，是红色的！
红色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最集中体现
翻阅学林出版社推出的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的新著《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党的活动非常频繁的城市就是上海。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他是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颖在书中写道，李大钊曾于1919年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时的《新青年》杂志已经搬迁到北京。追溯这本杂志的缘起，则是陈独秀于1915年于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的《青年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开始，改称《新青年》。1920年，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而上海一系列建党的准备工作，有许多是在这里完成的。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姚霏主编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中，如此写道：“陈独秀在上海的几处寓所中，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最著名的一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办公地，也是这位中共中央局书记的寓所，后来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
从2020年7月2日开始，修旧如旧的南昌路100弄2号对外开放。推开黑漆实木大门，穿过石板台阶天井，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当年陈独秀的会客室。客堂间醒目位置挂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原来，1920年时的陈独秀，就曾在此挂了一块黑板，做了“十五分钟为限”的友情提醒。如今，小黑板下目见的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仿若让人感到，那书生模样的陈独秀，会重新进入这一个空间……
这样的感觉，在如今的金陵东路279号依稀尚能感觉到。这里曾是《新青年》发行所，直到1921年2月，该发行所被当时的法租界巡捕房查封。
世人知晓度更高的，无疑是一大会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小楼里，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只有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种政治力量相比，它是那样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但它的诞生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李颖写道，“如今，这个最初只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已走过100年辉煌历程，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而之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上海和嘉兴两地开完，还得提到当时的法租界巡捕房。按照苏智良的说法，1921年7月30日晚，正当一大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场。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其后，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一大召开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弄（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在1923年三大于广州召开之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会场为一栋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
中共早期活动中，不仅仅多有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苏智良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上海除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外，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基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也是当年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城市暴动的实验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策源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隐蔽战线的主战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新四军的后援地、反内战第二条战线的主战场……”
上海自2016年起全面启动实施的“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根据2020年的复核统计，全市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现共存各类红色资源612处，包括旧址、遗址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在苏智良看来，上海是一座在近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它吸纳着世界文化的精粹。“毫无疑问，上海城市历史中的这抹红色，是近代上海发展中堪称亮丽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苏智良向记者感慨道。
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苏智良所说的“这抹红色”，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4月22日晚上，在位于上海市天山路356号的长宁图书馆，上海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先生作了一次讲座，题为“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尽管不是周末，可前来此地听讲党史的市民并不少。讲座之后，现场有一位来自虹口区的社区工作者向熊月之提问：“刚才您讲到了虹口区长治路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这个红色遗址，我感触颇深。您如何看待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兼容性和集聚性？”
熊月之如此回答：“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首先，江南文化是基础，海派文化是在江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个高原。海派文化是什么？它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地缘文化的因素，经过城市的集聚与升华最终形成的文化。其次，红色文化是海派文化基础上的一个高峰，它是海派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因此，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将眼光放得更宏大一些就会发现，在红色文化中，江南人口的占比非常高，因为江南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如何感受革命志士当年的感受
位于上海徐汇区天钥桥路与龙华西路之间的龙华烈士陵园，周边早已是城市副中心的模样。即使在陵园内，抬头也能一眼就看到陵园外的商品房高楼。如果不是走进陵园，如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的革命志士处于怎样的斗争环境。当年，这里是国民党当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在，附近又是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
如今的上海，变化之大，连“80后”的舞蹈演员王佳俊、朱洁静也感觉很难一下子想象革命年代的模样。如何向如今的“90后”甚至“00后”“10后”讲述红色故事？这确实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
“当我刚开始排练《永不消逝的电波》，接过兰芬这个角色的时候，导演一再要求我在身体语言上避免仙女的气息。于是，我开始慢慢地、慢慢地去思考，去体悟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纺织女工兰芬，她该是怎么生活的。”4月27日，朱洁静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主创团队成员一起走进上海师大校园，参加“成长有约”分享会时，在上海师大音乐厅舞台上如此说。在接过兰芬这个角色之前，朱洁静曾在《朱鹮》中饰演鹮仙。同样是在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展现女性之美，可兰芬与鹮仙的动作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同为劳动妇女，20世纪40年代的兰芬，也与21世纪20年代的妇女有所不同。朱洁静不得不从老年人那儿去寻找灵感，或者从老物件中寻找体悟。从第一次排练开始，朱洁静就收藏了一把蒲扇。此种过往年代上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的蒲扇，在舞剧中用以表现兰芬生煤球炉时扇风的情景等。对于出演了多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朱洁静来说，这把经过多场演出、已经用旧了的蒲扇，似乎更能表现出当年兰芬的心路历程。
而在王佳俊看来，饰演《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能让他真正走入这个故事的原型李白烈士的内心。“我曾经参观龙华烈士纪念馆，用以感受李白烈士当年的经历。当我看到展出的镣铐的时候，了解到当年的革命志士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时，是戴着这样沉重的镣铐被囚禁起来的。冰冷的镣铐24小时戴在身上，是刺骨之寒的。于是他们只能用囚衣的裤子边塞到镣铐与皮肉的触碰处，以稍微抵御一些寒冷。”王佳俊说，“正是在龙华烈士纪念馆，我被深深震撼了。也才更理解李白烈士当年的追求之伟大。”
面对上海师大影视传媒学院学生李辰朝“你是如何把一个个真实人物转变成一个个艺术形象”的提问，王佳俊回答道：“我想在打动观众之前，这些英雄们早已打动了我们。通过汗水、泪水，我们一点一点地让英雄们变得有血有肉，最终在舞台上塑造出了平凡又伟大的英雄形象。”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中，上海共有6部作品入选，包括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沪剧《挑山女人》、越剧《山海情深》、交响音乐会《红旗颂》等。这些作品，本身已成为上海文艺院团中“红色家底”的一部分。其中，《永不消逝的电波》，亦将李白烈士的事迹再次传颂一遍。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白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设置与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当时，李白与夫人裘惠英（又名：兰芬）住在虹口黄陆路亚细亚里（今黄渡路107弄）6号，不久，搬到了15号三楼。秘密电台也设置于此。当时，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就位于这附近。可李白愣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向党中央发出大量情报。1948年9月，淮海战役打响后，李白一次又一次地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敌人的海运、舰队驻地、陆军部署、长江江防计划等。1948年12月，国民党特务依靠当时美国最新技术，侦查出秘密电台所在地。12月30日凌晨，李白被敌人押走。敌人动用多种刑具，一连30多小时对他逼供。但李白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5月7日，就在上海即将迎来解放之前不久，李白被枪杀于浦东杨思。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孙道临、袁霞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为后辈，王佳俊也提到了这部影片对他的影响。就在王佳俊幼年时代，1985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6年纪念日这一天，当时的虹口区青少年集资捐助，在黄渡路107弄15号门首两旁镶嵌了两块纪念铜牌。左边一块镌刻“李白烈士故居——党的地下电台”，右边一块是李白烈士的铜质头像浮雕。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李白烈士故居，看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5月7日，一场名为“电波不逝，信念永存”的网络直播活动，亦吸引了不少受众。这一由虹口区党建服务中心主办、李白烈士故居承办的直播活动，由李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吴德胜主讲。出生于1958年9月，1977年至1981年服役，曾在海军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海上猛虎艇”任雷达班长的吴德胜，脱下军服后，在虹口区团委搞宣传工作。“那时候，我寻访到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惠英位于四平路的家。我第一次见到裘惠英，竟然没有初次见面的不适与尴尬。”吴德胜忆及20世纪80年代初初次与裘惠英见面的一刻，往事历历在目。“那一天，裘惠英向我讲述了李白的工作生活，直到最后被捕的情景。说到激动处，老人家流下了眼泪。这让我开始与李白的家人有了长期联系。之后，我也积极推动建立李白烈士纪念馆。”自1987年5月6日李白烈士故居开馆以后，吴德胜讲述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至今已达60多场，听众6万余人次，用实际行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在上海，确实有一代代的青年关注、守候、呵护着红色地标。苏智良告诉记者，在《初心之地》完稿以后，随着一些研究生的毕业，他的寻访红色地标的团队也有了一定的人员更替。更年轻的学子加入进来。4月21日，上海师大发布了百支学生队伍红色大寻访任务书，学生们将深入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学党史，在寻访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依托《初心之地》一书的成果，百支红色大寻访学生队伍，推出“建党的旅途”“共青团的足迹”“荣耀的召唤”“思想的光辉”“隐蔽的战线”“永恒的凝望”“文学的繁荣”“创刊的历程”“奋进的歌声”“工人的力量”十条红色寻访线路。学校方面则将开发相应的党史学习教育微课程，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对于更广大的市民、游客来说，自2021年4月18日起，上海推出一条党史学习巴士线路，途经渔阳里、中共二大会址、五卅运动纪念碑、浦东开发陈列馆等20多处红色地标，把上海珍贵的红色资源串点成线，将历史故事和现实场景相结合。
家底保护与更多发现
自2016年以来，上海擦亮“红色名片”，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让一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批展览展陈功能提升，上海“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党的诞生地”成为上海的鲜亮名片。
其中，上海重点推进“一馆五址”的保护利用。“一馆五址”具体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预计7月1日前正式开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分别于去年7月1日和10月1日完成文物修缮和临展布置；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于2019年底完成文物修缮，已于5月10日正式开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目前正在进行修缮收尾和展陈策划布置。
以一大纪念馆为例。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建展馆总建筑面积约9600平方米，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3700平方米，较此前近1000平方米的老展厅有大幅提升。展厅将布置“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综合采用文物、图片、视频、油画雕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等展示手段，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聚焦建党初期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各类展品逾千件，实物600余件。
除了“一馆五址”以外，其他红色地标的修缮也引人瞩目。譬如杨浦区国福路51号小楼。这里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1956年到1977年在复旦大学的寓所。陈望道旧居，按说不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期间的红色资源。但如今此地已成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并作为复旦大学校史馆专题馆对外试运行。这座小楼的保护和修缮，也是“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的成果之一。据统计，过去3年，沪上先后修缮了茂名路毛泽东旧居、张闻天故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团中央机关旧址、宋庆龄故居、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15处重要革命史迹。
为了强化红色资源保护的制度保障，上海积极推动立法，《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有望在“七一”前正式颁布实施。上海还按照“遗址树碑、旧址挂牌”的方式，对重要红色旧址、遗址开展树碑挂牌工作，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保护力度。
今年“七一”前夕，上海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又将出炉。在此基础上，上海策划建设红色资源宣传教育新媒体应用平台，预计将于今年6月前后推出1.0应用版本。
对于调查、研究、保护红色革命历史，苏智良认为，未来确实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我们需要扩大视野，实地调查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争取获得更多信息。之后，可由权威机构组织评审、认证并确定名单。然后综合考虑保护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落实。”苏智良说，“如有些条件许可的旧址，可以建立纪念馆、博物馆；老建筑濒危的需要修缮；建筑已消失的，应建立纪念性铭牌、雕塑，或者通过二维码 手机app，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红色革命文化方面尽管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未来之路仍十分漫长。”（主笔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