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四百年的美国痼疾-凯发会员官网

“美国黑人的悲愤已酝酿了400年”。这是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5月28日在回应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时发出的叹息。

　　1619年的8月，英国海盗船“白狮”号驶入康福特港（point comfort），卸下了“20多个”用食物和其他物品换来的安哥拉黑奴。一下船，这些黑奴就被分别送到詹姆斯河沿岸的数座烟草种植园，承担种植和收获烟草的苦役。他们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批被运到英国在北美殖民据点的非洲人，落脚点就是后来的弗吉尼亚州。自此，美国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的蓄奴生意拉开帷幕。

　　1776年宣布独立的美国，1863年实施了《解放黑奴宣言》，直到1865年《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生效，奴隶制才被正式废除。遗憾的是，针对黑人的不公现象在21世纪依旧阴魂不散。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刘永涛教授对《新民周刊》表示，种族歧视是一种美国历史现象。当年维护黑人奴隶制的各种法律和观念已被废除，但它们的残余却存留至今。公开的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但对非裔的“隐性偏见”和刻板看法却是无处不在。

　　事实上，在一个由大部分移民人口及其后代组成的年轻国家，除了非洲裔族群，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裔也在以白人为主的美国遭遇歧视。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看来，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白人至上”主义思潮的催化下，在新冠疫情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不利因素叠加下，美国当下的种族主义矛盾很难缓和。

　　这意味着，美国的种族主义痼疾，变得愈来愈棘手。

自由国度的奴隶制

　　在非洲裔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198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对于爱尔兰人、德国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华人、日本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等当今美国人口最多的几大少数裔群体如何抵达美国、如何在美生根发芽都做过详细描述。黑人群体是其中最特殊的——以移民立国的美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和民族，但是只有非洲黑人，是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贩卖到美国的唯一种族。

　　索维尔指出，17世纪有很多自愿来北美殖民地打工的白人“契约奴隶”——完成几年苦役之后就可以成为自由人。而北美殖民地却用法律让黑人永久成为奴隶——1661年弗吉尼亚通过了北美第一部明文确认奴隶制度的永久性并殃及奴隶子孙后代的法律。从此以后，非洲黑人被带到北美其他殖民地时，各处都援引弗吉尼亚的先例，致使非洲人沦为奴隶的命运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而且，某些北美殖民地曾通过法律阻止奴隶制，但这些法律被当时的英国政府废弃。也就是说，北美奴隶制的诞生，离不开英国的帮凶。

　　随后，北美殖民地陆续制定残酷无情的法律，剥夺黑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切权利：黑奴属于主人的财产，每天劳动18个小时；奴隶不得集会，不得拥有枪支，非经主人书面许可不得擅离农场，不得在法院对白人案件作证；逃亡奴隶必须送还原主；奴隶犯重罪可以盖烙印、剪耳朵、阉割或处死；奴隶主处死奴隶，不算犯罪。

　　独立战争爆发前，有文字记载的黑奴起义，不下50起，均以失败告终。1800年，美国的黑奴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1/5，但这个群体却享受不到基本的人权。讽刺的是，林肯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是奴隶主。纽约华尔街最早是白人奴隶主出租黑人奴隶的大市场。

　　在索维尔看来，虽然葡萄牙、西班牙和阿拉伯人也有蓄奴的传统，但美国奴隶制十分特殊：奴隶主和奴隶分属肤色不同的种族，这为日后的种族主义矛盾埋下了伏笔；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必须有一套为奴隶制开脱的极端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使人们在道义上感到难堪。

　　因此，美国随后的立法凸显了对于黑奴制的矛盾心态——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规定：未来20年国会不得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奴隶从一州逃到另一州，经官方缉获，须归还原主。1793年美国国会制定《逃亡奴隶引渡法》。1807年英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次年，美国北部废奴主义者推动通过《禁止贩运法》。

　　被美国白人认为“智力低下”而剥夺受教育权的黑人，也逐渐觉醒。1829年黑人领袖大卫·沃克出版《沃克呼吁书》，尖锐揭露奴隶制度的不合理，号召奴隶秘密组织起来，争取自由，推翻奴隶制度。从1800年到1850年，通过“地下铁路”逃亡到北方的黑奴不下10万人。美国全国性的废奴运动逐渐兴起。

　　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1年，全美黑奴人数约为400万。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斯科特案中判决，“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这一判决堵塞了以妥协手段解决奴隶制的道路。1861年南北战争打响,次年林肯发布《解放黑奴宣言》并于1863年实施，18.6万黑人加入北方军队，约占总兵力1/10，25万黑人参加后勤工作。战争期间，近7万名黑人军人牺牲，21名黑人获得国会勋章。

　　黑人在南北战争中的努力，为他们赢得了自由，但却离民主和平等还很遥远。

重获自由的美国黑人，仍在枷锁之中

　　遗憾的是，黑奴制被废除后，黑人的境遇在短期内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许多人开始背井离乡，四处游荡。因为奴隶主剥夺了黑奴的受教育权，多数黑人在获得自由后依然从事当年身为奴隶时所干的工作。1890年，仍有半数以上的黑人在务农，另有30%以上的黑人在当家仆。

　　在制度上，黑人也饱受欺凌。1867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重建法》，要求南部的10个州承认黑人的选举权，并以此作为重新加入联邦的条件。1870年，在南部10个州履行了法律这一要求的基础上，国会又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政府均不得因为种族的不同而限制公民的选举权，期望以此来保障黑人选举权，而南部各州却又通过选举资格的规定间接限制或剥夺黑人选举权。例如，南方各州规定公民须通过文化测验方可登记为选民，对于多为文盲的黑人不只要测试读写能力，而且要他们解释联邦宪法和州宪法；此外，规定缴纳人头税，方有资格投票，但当时的黑人普遍一贫如洗。

　　除了变相剥夺选举权，种族隔离制度竟然也有了法律保障——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分离但平等”的设施是合乎宪法的，为在公共设施里实行普遍而严格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依据。

　　黑人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别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哪怕是基础教育也是杯水车薪。美国第一所公立黑人中学于1870年在华盛顿特区创立，南方很多州直到20世纪才有接收黑人的公立中学，这也导致了黑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整个19世纪，美国黑人获得学院和大学学位的总人数不到2000人。这种早期不公正的受教育权，影响到了今天美国黑人的整体教育水平，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和白人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大多数黑人在19世纪无法靠教育改变命运进而获得财富，而贫困的状态让他们的健康也难以保证。根据1900年的统计，美国白人平均寿命为48岁，黑人只有36岁。南方黑人数量占全国人口的1/3，财富却只有全国的1/40。黑人文盲是白人的10倍，黑人大学生的比例仅为全国平均数的1/6。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变相制度化，也被大洋彼岸的德国纳粹“抄作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惠特曼(james q. whitman)在2017年的著作《希特勒的美国榜样》(hitler's american model)，美国于1924年颁布《种族完整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优生学的现代种族主义法案。授权政府使用“一滴黑血”的法则，即若有一方祖先非白人即被贬为二等公民。《种族完整法》通过的当日弗吉尼亚州也通过了辅助法案《弗吉尼亚绝育法》以强制绝育被《种族完整法》归为二等公民的有色人种。截至1956年，美国有23个州通过了强制绝育法案。而德国纳粹于1934年和1935年编制的《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和立法手册》，其中收录了大量美国种族主义法案的内容，包括种族隔离，禁止通婚，强行绝育以及针对印第安人、亚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制定的公民身份标准。

从民权法案到肯定性行动

　　在索维尔看来，二战是美国种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民间和军方都缺乏人力，种族间的许多障碍被打破了。

　　1941年罗斯福签署第8802号总统行政命令，禁止国防工业实施种族歧视，建立公平就业委员会，负责监管命令的实施。公平就业委员会的存在，标志着美国公共政策的重大转变。这是重建以来第一个为争取黑人平等就业机会而成立的联邦机构，它举行的听证会不断暴露各行各业对黑人的歧视和排斥。到1944年，100万名以上的黑人得到制造业工作，其中30万人是女性。

　　战后时期，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义无返顾将“民权”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列入他的竞选纲领。法院开始宣判歧视性法律及惯例违宪。如1954年布朗案判决，最高法院以9∶0宣布：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1955年亚拉巴马州黑人女裁缝帕克斯，拒绝在公车上向白人乘客让座，遭警察逮捕。当地黑人开展长达一年之久的抵制运动，这是南部黑人民众首次大规模参与民权运动。1956年最高法院判决：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违宪。

　　与此同时，曾一度排斥黑人运动员的职业体育运动项目，开始由黑人运动员主宰。

　　美国黑人在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稳步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下降，但和白人的差别并未改变。1948年，黑人家庭的收入相当于白人家庭的53%，15年之后整个比例不变。1950-1970年，黑人和白人的婴儿死亡率都下降了约1/3，但双方的差距依旧。

　　1963年，伯明翰黑人民众大抗议，争取取消公共设施种族隔离，扩大黑人就业。900个南方城市的黑人积极响应，进行非暴力抗争，261个南方城市取消种族隔离。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交《民权法案》，禁止在所有公共设施中实施种族隔离。

　　那一年的8月28日，25万美国黑人、白人进军华盛顿，民权运动达到顶点。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大声疾呼：“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他同时强调：“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约翰逊总统成功游说国会于1964年通过历史性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5年，约翰逊公布“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要求联邦政府承包商保证在雇用求职者时，不得有种族、性别等多方面的歧视。后来肯定性行动扩展到政府机构、大学必须为过去遭受歧视的黑人、女性保留一席之地。

　　“肯定性行动”实施以来，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在就业、升学、升职、培训中为少数族裔保留一定名额，是对白人的“反向歧视”，违反了宪法，实际上是以损害白人群体利益为代价的。也有人指出，在当今美国，很多黑人已步入中产阶级乃至极富阶层行列，“肯定性行动”的受益者多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富家子弟，那些居住在贫民区的中下层非洲裔美国人子女仍鲜有机会受到照顾进入名牌大学。更有人在意“肯定性行动”与宪法平权精神的冲突，他们强调美国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国家，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王浩对《新民周刊》表示，“肯定性行动”在白人看来可能就是不公平。“比如说入学，可能黑人的录取分数就低一点。这种长期以来的‘政治正确’反而给白人一种压抑感，特朗普执政就给美国白人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与此同时，美国白人的人口主导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发布的2018年人口状况估算显示，美国15岁以下的人口中，非西班牙裔白人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下降到不足一半（49.9%）。新数据凸显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日趋多元，如今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仅占总居住人口的五分之三（60.4%）略多。但15岁以下白人少年儿童成为同年龄段群体中的少数族裔，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表明，随着白人走向衰老，美国的种族多样化趋势正在“自下而上”地渗透。

　　美国白人自1960年代以来感受到的“不公”和人口最大比重可能不保的双重担心下，这种隐含的情绪为近年来美国种族主义冲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国人权研究会2019年7月26日发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凸显“美式人权”的虚伪》中指出，作为主体种族的欧洲裔白人对国家权力的根本性控制，以及对其他所有种族群体系统性的歧视，是美国种族层级系统的核心特征。美国的种族歧视事实上就是欧洲裔白人对所有其他少数种族的歧视。种族歧视既是这套种族层级系统的形成原因，也是这套种族层级系统的维持机制。

　　种族仇恨团体数量快速增长。美国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的仇恨团体数量在1999年为457个，到2000年增长到602个，在2010年前后突破1000个，其中不乏“三k党、新纳粹、光头党、反穆斯林团体”等种族仇恨团体。在2017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中，就出现了这些种族仇恨团体的身影。

　　在美国立国及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对亚洲劳工移民的严重排斥与歧视问题——如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诸如此类的种族歧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伴随着美国的发展历史并延续至今。

　　遗憾的是，美国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未能消除种族歧视。执法机构针对少数种族的暴力执法、致命枪击、圈套执法、街头拦截检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型企业机构针对少数种族的就业歧视、晋升歧视、薪酬歧视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金融机构和房产中介通过合谋的方式维持种族居住隔离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内在支撑与国家机构的不作为，使得少数种族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全方位的歧视。

　　美国所有少数种族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美国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国家，非洲裔、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概莫能外，甚至拉美裔中的白人群体同样也无法避免受到种族歧视的伤害。

　　获得自由一个半世纪、享受民权法案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的现状仍然堪忧——根据2019年数据，非裔美国人约4400万人，占全美总人口的13.4%。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鸿沟依旧触目惊心。

　　据美国慈善机构“feeding america”介绍，目前美国黑人家庭的粮食匮乏率、贫困率，是白人家庭的2倍以上。黑人贫困率高达20.8%，其中9%（约4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收入不到美国官方贫困线的50%。

　　2018年黑人平均家庭收入约4.1万美元，仅相当于白人家庭的58.6%、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5.9万美元）的69.5%。在财富积累方面，双方差距更是悬殊——白人家庭平均财富（包括房产、私家车、有价证券等）约为黑人家庭的10倍。

　　而在可能改变命运的教育问题上，54%的美国黑人学生就读于师资、硬件条件都较差的郊区或乡镇学校。虽然非裔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较半个世纪前有所提高（25至29岁美国黑人中有90%完成了高中学业），但美国黑人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基本技能测试成绩仅为白人学生的40%和33%。

　　即使高中毕业，也只有大约5%的美国黑人能通过“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获得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机会，而白人学生的考试通过率约为1/3。

　　2019年12月19日，美国卫生保健专家杰米拉·泰勒（jamila taylor）在智库“世纪基金会”（the century foundation）网站刊文指出，只有40%的非裔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一比例从1964年《民权法案》公布以来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

　　相比全美家庭平均医疗支出占收入的11%，黑人家庭这一比例则要接近20%。而根据奥巴马政府时期颁布的《平价医疗法案》（aca），得以享受到医保待遇的黑人约280万，仅占非裔美国人的不到6%和全美总人口的0.85%。目前，美国黑人妇女的孕产并发症死亡率是白人女性的3倍，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是白人婴儿的2倍。

　　与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患上或死于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的风险更高、概率更大，预期寿命也较低——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约75岁，而黑人为68至72岁。18至39岁的美国黑人青壮年死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同样是白人的2倍。

　　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种矛盾都在激化，弗洛伊德之死就成了一个爆发点。

　　刘永涛指出，种族主义痼疾需要美国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给予根治，缺乏明确社会诉求的大规模抗议和宣泄是远远不够的。

　　反对“种族歧视”，不仅是喊口号式的政治正确，还应该是深植于每个人心里的接纳和尊重。可惜的是，被疫情冲昏头脑的民众和被大选裹挟的部分政客，都在种族主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