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纪实照片可以解读一段历史-凯发会员官网

口述｜雍和 整理｜王岚

　　雍和：生于1956年，上海人，当代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摄影家协会主席。在多家媒体担任摄影记者，退休前任上海报业集团图片中心副主任。1985年当选上海市青年艺术十佳，2002年获得“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2003年获得“中国摄影年度人物奖”，2012年获得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金像奖”（第九届）。多次担任国内大型赛事评委。2007年出版摄影集《边角料：2003－2006上海影像》。

　　摄影之路上最早的启蒙来自父亲

　　我的父亲雍文远，是老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有一个老的德国照相机，“文革”前给我们三个小孩抓拍了不少照片，在家里、弄堂里，或者是在公园里、马路上，我们小孩各有一本照相册。我从小就对照相机不陌生，因为一年总有那么几次拍照的机会。我感觉自己走上摄影之路最早的启蒙就是来自父亲。

　　1973年我中学毕业，17岁的我就到了崇明的前进农场，一直到1982年11月从农场回城，前后一共9年。回城后我被分配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但我不想一辈子做售票员，那么只有好好干，才能跳出来。那时候有创“新风车”“红旗车”，我一个多月就做到了创“新风车”，带了徒弟，工资还加了几块钱。

　　那时候我喜欢上了拍照片。我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拍摄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意识要去拍别人，只是拍自己，纯粹是留影纪念。那时，我哥哥就在自己家里做暗房，花70块钱买了西湖牌放大机，在80年代初又买了一台亚西卡fx3，当时是很贵的，这些机器我都会拿来用。1982年我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拍，看到好的景、有趣的人和事，就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

　　1982年，我曾经去虹口区文化馆参加摄影学习班，在一个老教堂里听过几堂摄影基础课。有一次，公交公司搞职工运动会，我拍了一张职工比赛滚轮胎的照片，发在《解放日报》头版，在单位里引起轰动，那可以说是我发表的摄影处女作。

　　1983年9月，上海要举办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当时的汪道涵市长表态要积极支持全运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闸北区体育馆承接了乒乓球比赛项目，体委摄影师孙以鑅忙不过来，需要一个人帮忙，我的邻居就把我推荐给了孙老师。由于我工作表现出色，公交公司领导对我印象很好，破例同意放人，工资由公交公司出，就这样我在1983年借调到闸北区体委，在孙以鑅老师手下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直到1985年。在闸北区体委，我有机会开始接触摄影圈。闸北体育馆当时有个马路体育画廊，十几米长，内容基本以区少体校活动为主，有时也会放摄影爱好者的照片。我早期拍的一些照片，就是在那里展出的。当时摄影条件比较差，用的都是自己的照相机，拍的都是黑白照片。我觉得在我起步的时候，孙以鑅老师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他的提携和教诲，就很难有以后的自己。

　　1985年我29岁时，中国市长协会等单位联合创办了《中国城市导报》。我是正式出报前的一个月调进报社的。报纸是周报，内容以城市建设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没有什么大的工程建设，所有上海标志性的新建筑都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所以那时候拍工作照片，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拍的。但是有了摄影记者的身份，可以去一些地方，这给了我一个平台。

　　1982年到1987年，是我热衷于摄影的初期阶段，其间所拍摄的照片，除了少数几张有点纪实意味的之外，大多数具有沙龙摄影的风格。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把镜头对准了上海这座城市，拍摄最多的内容是关于上海的。其间也拍摄过一些外地的题材，比如1991年的华东地区水灾、九七香港回归、九九澳门回归等，但我用力追逐用心最深的还是上海。我把上海作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我成千上万张的照片都是关于上海的，作为都市的视觉文献，这些照片见证了上海前所未有的巨变，记录了上海人在其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他们悲欢交集的表情，他们灵肉浮沉的命运，他们坚韧的生存意志。我用朴素无华的摄影语言将图像中潜藏的可能性充分打开。这些照片是历史给予的机会，也是我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塑，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的勘探和编撰。

不经意中拍的成名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的摄影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时值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只争朝夕。我开始专注于新闻纪录摄影的拍摄，从此再没有对现实生活背过身去。

　　我立志从事新闻摄影之后，正好目睹和体验了上海那时期翻天覆地变化过程。我拍过车展、楼市、股票市场、司法案件、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浦东开发、交通建设、城市改造、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社会民生形态。在我的镜头里保存了许多发生在那个年代的第一次：1990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设在上海浦江饭店；1991年11月19日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南浦大桥通车；1992年1月19日开始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1992年5月28日，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期货市场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1992年12月11日建国以来首次批准成立的外国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1992年12月24日，上海第一次重新公开庆祝圣诞节；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挂牌成立；1993年上海第一次开通免费直拨美国电话，对方付费中文台；1993年上海首家中外合资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东方商厦开门迎客；1993年上海第一家超市八仙桥超市开业；1993年4月18日，全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封关运营；1993年6月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房产展；1994年8月22日全国首家中外合资超市家乐福超市开业；1995年4月10日，上海地铁一号线试运营通车；1996年3月18日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幕；1996年9月14日，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高速公路通车，被誉为长三角黄金走廊；1998年1月27日，中国最大的远洋集装箱运输企业及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在浦东新区成立……

　　提起我的摄影经历和摄影成就，“偏偏轮到我”是绕不过去的。其实拍这张照片完全是偶然。那时我从崇明农场回到上海，还没有分配工作，有的是时间。1982年4月的一天，我陪女朋友到虹口公园游玩，路过一片草地，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做击鼓传花的游戏，一张张真诚的无拘无束的笑脸让我感到一股朝气升腾，毕竟我和他们是同龄人。当时基层团组织活动很活跃，通常选择在公园里，欢歌笑语代替了过去政治统帅一切的做法。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人物的神态都很好，我有意无意地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当年是胶卷时代，胶片有限，我就拍了几张。回家后冲洗放大，记得好像放了七八寸，之后就压在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亲戚朋友来，看到了都说好，还有人建议我投稿。我想试试看，就为照片取名为“偏偏轮到我”，投到了《大众摄影》。取这个名称也费了一番心思，有我的美好寓意在里面，我的家庭和我，在经历了一段非正常生活后，我希望有好的转机出现时，也能有我的一份幸运。因为没有指望被选上，所以又投了香港的《摄影画报》，当时两家杂志都在搞月赛。过了一二个月，两家先后来了通知，而且都被选中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专业摄影媒体上发表作品，可是我来不及高兴，马上感到了害怕，因为这是一稿二投，我怕被追究责任。后来，这幅照片被多家报刊选用，《中国青年报》还配了诗。可以说，这幅照片成了我打开摄影之门的敲门砖。很庆幸，我无意中记录的一个生活片段，成了解读一段历史的注释，从此，我也开始了有意识地记录。我发现，只要用镜头对准生活，总会有好照片的。从那以后，我常常去公园。30年后的这一天，我又特意回到虹口公园，走近那片草坪。我发现，草坪上铺着塑料布，许多人围坐在一起，中外人士都有，一打听，原来是一家合资企业的员工在聚餐。我毫不犹豫按下镜头。前后三十年，通过照片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甚至穿着打扮，都更加从容精致，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也更加开放多元，印证了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所在的《中国城市导报》不属于主流报纸，许多照片的拍摄，并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比如那张经常被各种报刊借用的“股票大卖场”。

　　刚开始，上海第一个股票交易营业所在南京西路华山路口的一家银行里，不久就搬到静安寺西康路，我就开始去拍了。当时摄影的人并不多，股民也很保守，不愿意让人拍，那时人们对股票的前景并不看好。1992年邓小平来上海视察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人们的胆子开始大起来了。

　　1992年上海陕西南路文化广场上，有个股票大卖场，成千上万的股民在这里炒股，当时上海的股票交易点共32家，大多数都空间不大，股民却有30多万，无法满足股民买卖需求，这块上海最大的室内广场被征用为股票交易市场，许多证券公司来此增设柜台营业。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新闻线索，可以拍出很好的纪实照片，于是我就去了。可是跑到那里一看，根本没法拍，一是警察要来赶，二是股民也不配合。我想跑到舞台上往下拍，也没有成功。我不得不通过关系，找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他打电话找到证券交易所领导，特批让我上舞台拍了几张，照片发表在《生活周刊》头版。半年后，文化广场的股票大卖场就被关了，而我拍到的1993年初股民在文化广场买卖股票的镜头，成了绝唱，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的许多照片，因其中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含量，开始被新闻媒体以外的传播领域所关注和应用。我此时已深谙传播的作用和力量，我觉得，照片就是要传播出去，如果只在圈内获得叫好，大不了是唱卡拉ok自娱自乐，这种自恋太消极，小家子气了。2003年初，有几个年轻人写了一本名为《向上海学习》的书，里面用的一百多张照片几乎全是我拍的。这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书销路很好，但书里面作者却没有署名。我虽然有些遗憾，但还是觉得能用这样的方法传播我的照片，感到很欣慰。我觉得，自己提供的照片可以解读一段历史，我很认同这种做法被大众读物认可，我非常有成就感。

许多场景只有镜头能保存

　　做一个长时期的城市影像记录工作者，首先要持之以恒，经得起各种阻挡和诱惑，其次要有比较清晰的时代感和大局观，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还要有抽丝剥茧的眼光和拍摄能力，眼高手低，将无法见证这段精彩的历史片段。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影像记录工作者，我喜欢从小角度来反映大历史。

　　1992年圣诞前，我刚到《青年报》不久。当时，上海在邓小平视察后，整个社会似乎被激活了，公开庆祝圣诞节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我跑了和平饭店、新锦江大酒店、延安饭店内被誉为亚洲最大的迪斯科舞厅jj舞厅等，拍了一些人们狂欢的照片，发现西方文化重回被封闭已久的大陆，纯商业性的表演冲击着人们似乎一贯正统的神经。当时上海人均收入大概300多元，但和平饭店的圣诞晚宴一张门票要888元。就是在那次圣诞晚宴上，第一次出现的比基尼模特表演让人目不暇接，那次的圣诞晚宴也成了现在圣诞节商业营销的鼻祖。当年虽然照片拍了，也发表了，但还是没敢写具体说明，只笼统简单地标注为“重见圣诞夜”。

　　2010年世博会开幕前，中国馆主题电影需要一些改革开放前后上海的照片，编导找到我，我当然义不容辞，非常愿意为这样重大的历史机遇助一臂之力，就选了一些照片给他们。不久，编导很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说一下子就通过了，但其中有一张照片没用上去。我问是哪一张？他告诉我，就是美国领事馆门前排长队等签证的那张。还告诉我，中央领导说，这是张好照片，但放在中国馆不太合适。我完全明白，也完全理解。其实这张照片，是偷偷拍成的，而且再也不可能情景再现。当年美领馆签证处在淮海中路乌鲁木齐路口，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每天都看到长长的等候签证的队伍。排队等候的人群里，各种神态的都有，每次看到，我都忍不住想拍。一次，我终于控制不住，拿起照相机就走了过去，但马上被门口的哨兵制止了，排队的人也不让拍。我只能对着美领馆门口靠感觉按下快门，只拍了两张，然后匆忙而狼狈地离开，完全属于打一枪就跑的性质。回去后冲出来一看，我知道我又抓住了一个难得的画面。现在那里已经不办签证了，门也被封了。所以，那样的镜头，就成了历史。

　　1998年，我从《青年报》进了《新民周刊》，这次工作调动是《新民周刊》主动来找我的。《新民周刊》是新创办的新闻周刊，上海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杂志，《新民周刊》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周刊。在《青年报》时，很多时候是围着新闻转，《新民周刊》往往没有及时的新闻概念，要靠自己去发现和积累，自己要建立个图片库。到了《新民周刊》，因为有《青年报》的经验积累，我懂得新闻应该怎么去拍，怎么去抓。我往往会以新闻的眼光去观察事件，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新闻。

　　2003年我从《新民周刊》到了《新民晚报》，我看中《新民晚报》这个大平台，我就是想拍照，就是想在上海拍照。照相机是我关注上海这个城市的眼睛和窗口。有些东西会变，需要与时俱进；有些东西却永存，需要坚守不移。

　　我平时也接触一些国外的新闻摄影师、纪实摄影师，他们都认为当下的中国是纪实摄影人的宝地。因为社会在剧烈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生的事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比如，因为城镇化的关系，大量的东西消失，包括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起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特别是欧洲，一个城市的面貌可能100年不变，比如巴黎。而像上海，5年、10年就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人的举止行为、生活方式。所以对新闻摄影来说，当下中国是最好的地方。我觉得现在还有缺憾，很多题材的照片都没有出现，或者你接触到了那个题材，但拍得不够好。当下中国可以拍摄的好题材还是很多的，比如失独、劳教、计划生育、食品安全、污染。因为很多问题是只有在特定时期才会出现，往前30年、往后30年都没有。而像知识产权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人太重视，但我相信以后会有人关注。

　　一张照片可以体现作者的所思所想。相片是会说话的，体现着你的发现，体现你的记录和观点，你的记录和感悟。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各种摄影展接二连三地推出。改革开放30年时，《新华社》有记者要写我的专访，她看了我的照片后，就拿了我的一组照片去投稿，结果得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当年改革开放30年比赛的大奖。那时我就说过，在这样一个可以讴歌的时代，美图美文纷纷出笼，恐怕多是一派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的解读。不能说这些全是应付，但把一个时代巨变等同新旧对比绝对是简单化了，看不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和由此付出的代价，也体会不到一个时代逝去的必然和无奈。看见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别忽视了对原生态的破坏；讴歌新兴阶层的先进，不忘老产业群体的失落；关注人们的安居，别忽视拆迁中的矛盾；记录跨国公司的抢滩登陆，也要记得农民工进城的艰辛；拍摄物质文明的丰盛，别回避道德规范的缺失。

　　我浸润于都市生活，专注于拍摄上海都市生活，作为一个对时代和历史有切身体会和认识的都市掌镜人，我用镜头留存了不可复制的历史，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